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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篇章家族风采回忆录成书

纪念我的曾姥爷——浅读《新中华民国》有感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张颖 2011年10月10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人们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的家也不平静，因为我的曾姥爷向岩老先生就是一位辛亥志士。用什么方式来纪念老人家呢？我的舅舅、妈妈、姨妈们几经商量，准备将曾姥爷生前所写的一些诗文、信函、还有那本《新中华民国》一书（注：该书1913年公开出版，现仅有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存世孤本），以及后辈们的纪念文章汇集编纂，出本纪念集，这是他们几十年的共同心愿。张颖和妈妈向晓梅在布鲁塞尔 2010年春节回国探亲，原本以为妈妈还会以我为中心，围着我转，因为以前每次放假回家，妈妈都是为我忙碌，做些我喜欢的饭菜，送上爱吃的零食。这次则不然，新年期间，用完晚餐，她便快速收拾完碗筷，取消了每天晚饭后下楼一小时的锻炼活动，连央视“春晚”都无暇观看，把我撂在一边，自个儿走进书房里忙碌着。偌大的书桌上堆满《资治通鉴》《汉语辞典》、放大镜……一摞由表哥侯超、谢向强在上海图书馆复制的《新中华民国》放在显眼的位置，妈妈戴着老花镜，伏案工作，上网核实资料，偶尔会为查到要找的资料而兴奋，有时又为写不出好的段落而郁闷。这种纠结、焦灼的情绪，让我想起自己做博士论文时候的感觉。看到妈妈这般投入，我不禁捧起《新中华民国》，走进了曾姥爷的内心世界。曾姥爷出生在1872年，那是一个与我们相隔遥远的年代，所以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很是朦胧，有关他的轶闻趣事大多是从长辈和有关资料获得的。听妈妈说：曾姥爷出身耕读世家，5岁丧母，自幼聪明勤奋，读书刻苦，青年时期投笔从戎，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深造，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驰骋疆场。老人家报效国家的志向，朴实淡定的人品，风雨之后洗尽铅华的波澜不惊是我们后辈们学习的楷模。 1993年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关于向岩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证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还处在君主统治的清朝末年，社会腐朽黑暗，沉痼难返。曾姥爷目睹权贵之贪婪，国民之麻木，真正体恤老百姓沦于生灵涂炭之苦，对国家的灾难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经过深思熟虑，1913年撰著《新中华民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人在显达的时候能以天下为己任，而在困窘之时，还不放弃个人的修养与追求，这岂是一般人的胸怀？“死者长已矣，存者且思思”，手捧《新中华民国》一书，穿越百年时空，与先人对话，叩拜逝者的灵魂，感受仁者的情愫，探寻智者的思维。将当下的现状与书中的构想相对比，仿佛觉得曾姥爷和我近在咫尺，大象无形，至大至深，我真心佩服老人家百年前的远见卓识。《新中华民国》饱蘸心汁，无处不凝结着曾姥爷对当时社会观察和思考的精髓，这是一本半文言的直版书，由于年代久远，里面好多字现在都不使用了，需要借助康熙字典才可能读懂。该书凡27篇，所述范围极广，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德、民、土、财……还是微观层面的人身、心性、智慧、发、足；大到“城郭”、“建都”，小至“服饰”、“徽章”，抑或“饮食”都有涉及，不羁于想象，不拘于俗套。书中救民于水火、济世于乱年，志向明确，慷慨之情溢于言表。书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坟墓》这篇，曾姥爷主张改变丧葬习俗，从保护国土耕地、环保卫生出发，倡议人死之后效仿日本或欧美，改土葬为火葬。为此，通过计算得出具体数据：以1%死亡率计，每年全国约増600万死者，而一亩地土葬只可安葬约60余亡人，则一年全国失去10万亩耕地。十年将失去100万亩，百年将失去1000万亩，长此以往，全国必将荒冢累累，而发出“吾人生无托足之地矣！”的担忧，“此于死者无益，徒于生者有害”之事力应摒弃。主张“人死以后由土葬改火葬，然后装入小匣埋后平土砌碑，立墓志碑铭，再种上松柏苍翠花草围绕，亲友来祭吊不烧纸，不奠酒浆，只焚清香一瓣，供名花数朵而已，夏日散步期间如入天国，如游仙府，安有所谓墟墓之哀？而我国圣贤豪杰之墓仿此为之，以志景仰，以鼓励后贤，亦可藉作公园之游观也。” 曾姥爷百年前就提倡“火葬”的主张令我惊诧，这在当时绝对是超前先进的思想。中国是个崇尚孝道、重风水之说的国度，当死亡来临时，任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布衣百姓，所有的人面对人生的轮回都会祈求来世能够圆满。安葬得好坏与否，不仅直接影响逝者的来世，而且还关乎其子孙后辈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天。于是富者生前挖穴墓，死后金棺银椁殉葬品无数；即便潦倒一生之人也讲究入土为安，因此，土葬可以说是根植于民族笃信不移的习俗。张颖在罗马就是所谓引领世界文明的欧美大陆，那时也不是全都实行火葬。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经意间总会有一座墓地入眼帘，有的是在教堂旁边，有的则在公园中央。小巷尽头，村野阡陌，一些墓地鲜花盛开，苍松翠柏环绕。一些墓地则悲凉萧瑟、荒芜寂寞，低矮的墓碑，斑驳的围墙，细读碑文，这些长眠者埋葬的时间好多都是19世纪，也就是与我曾姥爷生存的年代相近。随着人口的增长，现今欧美各地亦是墓地有限，大有人满为患之虞。于是有的国家规定除对本地有突出贡献而令人怀念者之外，一般规定只能埋葬15~20年，可见西方也为墓地问题所困扰。至今日，火葬已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由此可见，曾姥爷当年有关殡葬改革的倡议简直高瞻远嘱，其主张虽说不是石破天惊之举，但进步的思想理念至少领先国人几十年。《新中华民国》一书，曾姥爷以其布衣的视角，美好的构想，磅礴的篇幅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今天读来还是那么具有划时代的特征，其笔下溢出的文字，彰显了博大而深邃的思想，其渊博的学问、犀利的文笔穿过岁月的风尘，潇潇洒洒飘至今日，浸润着我们后辈人，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是历史的沉淀和精神的升华。一百年后的今天，我怀着一样报效国家的美好梦想，求学在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这种理性的思考，感性的挥洒，不能说不是我先辈的血液在我年轻身躯流淌的结果。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愿所有为推翻封建君主王朝，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作出贡献的伟大先驱们：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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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曾外祖父建国奇书《新中华民国》记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侯超、谢向强、梁晶晶侯超（右）、谢向强在上海图书馆手捧曾外祖父的建国奇书《新中华民国》小时候外祖父向刚经常手抚曾外祖父向岩的照片，向我们讲述老祖宗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任汉川县长的不凡一生——这些历史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遥远。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有这样出色的祖辈曾经英勇地战斗过，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常常让我们感到自豪和激动。 2004年初，舅舅向虎雏向我们提及曾外祖父于1913年出版过一本书，名为《新中华民国》，他儿提时家中书柜里就藏有好儿本，记得封面是红红的，不过均毁于文革时“破四旧”那场浩劫。1989年，外祖父忽然听说远在上海有位姓熊的历史学家有这本书，就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与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教授取得了联系，并请他复印一本。熊教授回信说，曾外祖父《新中华民国》这本书一直在他手边，在他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出版后就还了，还请外祖父放心，所托之事一定遵办。可是，半年后的7月7日，熊教授又来一信相告：天下事有极为奇怪者，您托我复印的《新中华民国》一书，我明明记得不是在我所图书館，就是在我院图书馆借的。谁知，这段时间，我遍查两图书馆（我自己进去査的），但迄今没有査到，连卡片也没有。外祖父与此书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最终也没见到这本书，是带着遗憾离世的。舅舅的一席话催人下，于是我们开始利用出差的机会，奔走于各地图书馆找寻。先在原出版地南京图书馆检索，可惜未有收录；北京的梁晶晶在国家图书馆网上査询，时有时无……没想到后来还是在我们工作生活的上海市找到了。舅舅和姨妈们非常高兴，异口同声地夸奖说：我们家的第四代终于长大成人，可以接班了！向梅在上海图书馆手捧《新中华民国》 2004年2月20日侯超前往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阅读这本建国奇书，事隔92年，书的封面居然还保持完好，不过纸质已经明显松脆发黄，内页也有数张散落。当时图书馆规定只能阅览，禁止外借，禁止拍摄书籍内容，因此侯超只拍下了封面和封二，并将全书内容复印寄给武汉的舅舅。记得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心中是既激动又感慨的，因为历史的沉淀在这一刻显现出力量。捧书在手，分明感觉到自己和祖辈血液的链接。它辗转流离，遗失多年，最终由我们第四代后人寻找到，这也是冥冥间的注定。 1989年，熊月之给向刚的两封信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舅舅和姨妈们决定将这本书再版。谢向强于2010年10月再赴图书馆对内容进一步扫描补全。但自2004年起至今只过去了6年时间，书的封面就进入加速风化期，像雪崩似地一碰即碎，感谢上海图书馆及时进行了保护，采用塑料模压技术遏制住风化的势头。这更坚定了我们再版此书的决心。加快了行动的脚步。2011年3月4日，大姨向鹤梅带病专程来到上海，和我们一起虔诚走进上海图书馆，再次与老祖宗的书重逢，并拍下了珍贵难得的照片。仅隔6年，上海图书馆藏的《新中华民国》（右）已严重风化我们清楚记得10多年前和舅舅一起从武汉坐车去汉川为曾外祖父墓拍照的情形——他老人家的墓坐落在小河的南坡，四周是青翠欲滴的庄稼，树林错落，墓碑挺立其间，安祥而寂静。曾外祖父一生军旅，磊落勇敢，古稀高龄还战斗在抗日最前线，这种大无畏的英雄精神水远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和学习。2011年此书重新再版，实是我们小辈的幸事。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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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的小女儿——坚韧·豁达·奉献的母亲向德曼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徐履端、徐白原向岩，我们的外祖父，他老人家膝下有四子三女，最小的女儿就是我们的母亲向德曼。母亲1925年4月28日生于上海，在外祖父“几根穷骨头，撑持宇宙；一张饿肚皮，包括古今”的博大胸怀熏陶下，从小立志秉承父业，追求真理，献身革命。 1938年秋，母亲随外祖父母赴成都祭奠向氏高祖。此时，武汉沦陷，进川逃难的人很多，途经万县换船时，一票难求。候船期间，外祖父邂辛亥革命前他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教官时的学生，这些学生正是万县军政要员。国难时节，师生重逢，分外高兴，学生们盛情接待外祖父，他们叙友情、议国事，豪情满怀，壮志激昂。母亲回忆道：“那宽大的宴会厅，高朋满座，场面真是大。餐宴上，人们频频给你们外祖父敬酒，我心里在想，父亲作为革命者，真了不起。顿时，我对自己的父亲肃然起敬，作为他的儿女，倍感自豪。我和你们的三舅（向刚）当时衣着简陋，像个小‘叫花子’，也坐在主宾席上，享受同样的招待。”临行时，学生们帮外祖父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一家人才得以顺利继续前行。武汉沦陷，外祖父想到孩子们再回汉读书是不行了，老人家从来认为读书是天大的事，学业决不能荒废。是时，湖北省政府为使青年学生免遭日本侵略军的奴役，在鄂西成立了“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外祖父母商定送母亲去没被日本人占领的鄂西求学，年仅13岁的母亲毅然告別家人，孤身ー人，背井离乡，负笈千里，在鄂西崇山峻岭间随湖北省立四女高，独自过着流亡的求学生活。是时，学校条件极差，没地方洗澡，大家都长疥疮，母亲也长了一身，每天早上起来，床上剥了一床的痂子，没有条件治疗，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同学，到同学家洗次澡。伙食也差，每餐8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中间一碗焌豌豆，就是将带売的老蚕豆用火炒着带点糊，再用水煮软。这样艰苦的环境没有将她难倒，直到抗战胜利，母亲依靠自己的努力，终于完成学业。在这7年之间，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年轻的母亲抱定像自己父亲和哥哥一样做革命人的信念，历经磨难，意志更坚。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萤火社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向德曼） 1945年，母亲考入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理化专业，在大学里主动投身到革命大熔炉中锤炼自己。她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担任校应变委员会主任，领导全校师生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宣传革命，教唱进步歌曲，组织迎接武汉解放等重大活动。母亲这样的革命举动，外祖父母是赞同的，外祖母夸奖母亲道：“我家女子赛过花木兰！” 1949年7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等在武汉召开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华中局动员干部下乡，实现城市领导农村，繁荣城乡经济。会后举行宴会，招待武汉各界人士，邓子恢阐述中共各项政策，号召把武汉由商业城市建设为工业城市。这样一次重要会议，24岁的母亲荣幸地被邀请参加。 1949年7月中共华中局等给向德曼的请柬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7月，母亲由党派遣，从武汉市青委到黄石市负责筹建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工作。一起去的共有5人，其中就有我们的父亲徐家馨。他们乘木船，一路欢歌，顺汇而下，途中，同事们都说我们的父亲是“三同”：同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同是共产党员，同是大学生。两天后，抵达石灰窑，在那里，他们积极工作，完成组建黄石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任务。嗣后，母亲被派往黄石市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从此，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外祖父一生志向高远，他也要求儿女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母亲在外祖父的影响下，继承了父辈的优良品质，拥有“无我”的人生态度，她心如明镜，心怀坦荡。母亲在建材行业工作了近30年。她的专业水平高，工作能力强，长期担任华新水泥厂中心化验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为水泥事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她把所学的物化专业知识用于生产实践，在工作中着力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她与同事们日夜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同步、动态地监控着一窑一窑水泥的质量，让一袋袋优质水泥支援祖国的建设并远销海外。丹江大坝、武汉所需的高强度快凝水泥的研究与生产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勋。在那个年代她堪称水泥行业的女强人，是我国建材行业中不可多得的人オ。母亲向德曼、父亲徐家馨和我们兄妹俩（1960年） 1975年，年过半百的母亲又一次服从国家的需要，举家迁往条件艰苦的三线，为新建的光化水泥厂再立新功。此时，她的工作热情、工作责任感不减当年，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满腔热情全都倾注入祖国的建设事业。母亲离休时，人们调侃道：“您的工资几十年不变，这回不调就再也没机会升了。”母亲却平静地说：“国家发的工资够吃够用就行了。”母亲工作几十年，提工资的机会很多，她都泰然处之，把升工资的名额让给了别人。母亲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她热爱家庭，孝敬父母，善待亲朋好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常拿钱出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同事，对生活始终充满着阳光。 2002年母亲离开了我们。临终前她再三叮嘱不要保留自己的骨灰，展现了她彻底的唯物主义革命者的精神。母亲的一生是坚韧、豁达、奉献的一生，她是我们学习做人的楷模。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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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次女向德昙和抗战歌曲《松花江上》的故事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董夏向德昙和《松花江上》词曲作者张寒晖塑像我出生在南方湖北省汉川县垸子台村外公向岩老先生家，外公75岁时才盼到他的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孩，欣喜异常，即用《左传》中的“美哉禹功，明德远矣”，给我取乳名为“美哉”，大名单字叫“夏”。母亲向德昙幼年时和外公聚少离多，1927年，外公因不满蒋介石“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愤然辞职赋闲在家。百战归来的外公身板挺直，精神矍铄，着灰布袍，蹬青布鞋，更似一位教书先生。戎马一生的外公日常生活极有规律，闻鸡起舞，练拳健身，然后读报看书写文章。饭后躺在靠椅上，双腿盖条薄被稍事休息即可。外公智信佛学，44岁开始终身吃素，与家人分桌单独进餐，一日三餐，不外乎青菜、萝卜、豆腐、花生米、霉面筋、绿豆稀饭、米饭和面条等。外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说：“我在外面革命了几十年，没有给你们留下钱财，只能让你们多读点书，以后的道路要靠你们自己走。”外公变卖垸子台的祖屋，送母亲进希理达女子中学读书（现武汉市25中），这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4年用清政府庚子赔款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是当时武汉最好的女子学校。外公让自己的女儿读这样的洋学堂，足见老人家的开明和进步。外公对子女严格要求，家里雇了位姓谢的老厨师，干活麻利，孩子们都乐见他。外公不喜欢儿女们养成衣来伸于、饭来张口的坏习惯，寒暑假在家时要求他们必须帮厨。外公每天晨练完后，来到孩子们房门前，用手杖在地上笃、笃、笃敲几下，转身离开。孩子们闻声即刻起床，自觉按功课表一丝不苟学习，随时接受外公的检查。母亲爱好练毛笔字，尤爱黑顿顿的颜体，据说，写这种字体的人刚强严肃，缺少幽默。但外公极力支持母亲练字，为她买了许多纸张。有一次，大舅看到了，顺口说了句：“德昙，你真有福气，爹爹给你买了这么多纸。”外公得知反问道：“你学画时，买的纸不是比这还要多吗？”大舅听了嘿嘿直傻笑。母亲在外公支持下，毛笔字愈写愈好。外公更重视对子女人生价值和人格修养的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外公根据自己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让子女们全部投奔共产党：继长子向浒1924年加入共产党后，1937年又亲自送次子向仲豹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日军出动战机轰炸武汉，三婶张吉芝在她的回忆录《我的少年时代》中详细记载当时的情况：“市民们都在挖防空洞，学校也是如此，有时正在上课，突然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学生们赶快跑进洞去避难，警报解除后，尸骨遍地，血肉横飞，死伤民众不计其数，惨不忍賭……。”母亲从希理达中学毕业后作了一名教师，此时，有钱的人家跑到鄂西、四川避难，一般的家庭也去乡下投亲靠友，许多学生退学随着家庭转移，教室里的座位日渐空缺……目睹日寇的暴行，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22岁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她铭记父亲的教导，暗自下定决心：投笔从戒，报效国家。1937年9月，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我党以湖北省建设厅的名义，在应城汤池（湖北人称汤池为“小延安”）开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时用名陶寒剑）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宗旨是培养抗日游击战争干部，正在武汉招收学员。母亲得到消息很受鼓舞，回家和外公、外婆商量。外婆担心她说：你哥和弟弟已经走了，你一个女孩子，外面兵荒马乱的叫我怎么放心？关键时刻还得由外公决定：“去吧，那个训练班是共产党办的，不会错。” 向德昙在汤池训练班（1937年）母亲这期学员只有三四十人，条件差、生活苦，但师生们的积极性却很高。教育长陶铸平易近人，对每个学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周恩来、邓颖超还专程看望大家，作了重要讲话。母亲很兴奋，当天还照了一张相片珍藏至今，虽然岁月流逝照片发黄、影像模糊，依然可以看出她当年英姿焕发的风采。经过短期的培训，母亲分配到十九路军，此时战事紧张，部队精编，老弱病残和女兵全部遣散。1938年的春末，母亲又回到武昌家里，她很惆怅：女子报国咋这难？此时，董必武正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常来我家做客，1937年外公秘密访问延安送次子向仲豹参加革命时和董老彻夜长谈的情形历历在目。董老很喜欢母亲，当他知道母亲在汤池已经接受过党的教育，就给母亲介绍许多关于延安的事情。在董老的启发下，母亲萌生了赴延安的念头。但董老却对外公说：“少蒨兄，你的两个儿子已经参加革命了。德昙是家里的大孩子，武汉估计也要沦陷，年轻人全走了，您们一家老小怎么办？” 外公笑答：“国难当头，孩子们一定要走正路，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董老感慨地说：“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您一样，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 1938年夏末，母亲带着董老亲笔介绍信出发了，外公对她说：“德昙，我不能像送仲豹那样送你去延安了，你一个人路上千万小心，要常给家里写信。”母亲乘火车沿平汉铁路北上，沿途难民成群，车上更是混乱，到信阳时母亲发现钱被偷了。聪明的母亲决定先在信阳住下，再写信回家要钱。1995年，我在湖北光化做客时，德曼姨曾说过一席话：“你妈当时多了个心眼，她怕回来后，外婆以此为由不让她去延安了。”不几天，母亲接到家中寄来的钱继续上路，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延安。母亲带着董老的介绍信去抗大报到，并将名字改成“向捷”，寓意：抗战必胜，捷报频传。她见到了毛泽东，亲耳聆听了他的报告。1939年初，母亲从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凤翔东北竟存学校中学部任教，这是抗战初期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学校，该校的地下党组织直接接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导，办事处不定期向学校派遣干部，学校前后接纳几千名东北流亡子弟，培养出许多党的干部和抗日骨干分子。著名教育家车向忱任校长，共产党员、音乐家张寒晖任教务主任。初创时，学校建在西安，1938年秋，日寇占领风陵渡，炮击潼关，空袭西安，学校迁至凤翔，中学部设在县城东关的城皇庙里。 1989年，表弟向虎雏来陕西渭南看望母亲，和母亲有过深入谈话。事后母亲告我：虎雏这次好像专门是为我怎样认识音乐家张寒晖而来的，还说我对抗战时期《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松花江上》作出贡献。我告诉他，当时张寒晖对全国已经传唱的《松花江上》不甚满意，迟迟未定稿。贡献我谈不上，顶多起个作曲家面前“试唱者”的作用。张寒晖，河北定县人，37岁，脸色微黄，尖下巴，戴副黑框近视镜，常轻微咳嗽，好像肺部不太好。他性格温和、待人谦诚，同时还兼授国语和音乐，母亲则教数学。当年母亲24岁，活泼好动，学校里的师生绝大多数是北方人，母亲是唯一的湖北人，满口浓重的南方方言，把“无”说成“冇”，“不”说成“莫”，“四”和“十”发音不清等等，北方人听不懂，经常闹笑话。母亲为此苦恼，故爱小声唱歌解闷，尤其是英文歌曲。一次，张寒晖对母亲说：“向老师，你的歌唱得真好，尤其是女中音部，音域宽阔，圆润柔和，富寓情感。” “张主任过奖了，我不过随便哼哼而已。”母亲不好意思地说。张追问：“你家有人搞艺术吗？” 母亲答：“没有，但家父精心培养我，送我进武汉希理达女中学习了6年，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音乐是我校必修课，我还是校合唱团的成员。” 张听后说：“哦，原来是这样。”并随即翻出几张写着简谱的纸，对母亲说：“向老师，这是我写的几首歌，请您斧正” 母亲接过来一边翻阅，一边轻声哼唱，当她看到《松花江上》的歌谱时说：“这首歌我极熟，前年在武汉就唱过，是你写的吗？” 张含笑点头称是，“我好像记得是佚名？”母亲不解地问道。 “署不署名并不重要，只要能对抗战起作用。谈谈您对这首歌的看法？”张豁然请求道。 “张主任，这首歌的词曲非常感人，不过我总觉得旋律太过悲伤。民众的痛苦有了，可是表现民众的斗争不足，日本鬼子靠泪水悲伤是赶不走的。曲调里如果增加些高亢的音符，更能激起斗志。我只是随便说说不知对否？”说完母亲看着他。 “我原来用的是北方女人传统的哭丧调，看来是有点太悲情了，不光你有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可是具体如何改法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张高兴地邀请母亲和他共同修改这首歌。我没写过歌曲呀，充其量只能给你出出主意。”母亲谦让着。 “这就已经很好了，我看你的气质和学历，就相信你一定行。”张信心十足地鼓励道。经过充分研讨，他们最后确定歌曲结构在原来二部曲式的基础上加上尾声、歌词应具有倾诉、叙述、抒情、号召力的方案。第一部分仍保留传统哭丧调，便于叙事；第二部分的旋律用反复咏唱的方式，使情感愈来愈激动，用呼喊的音调，悲愤控诉日本鬼子入侵东三省的罪行；结束的尾声要唱出震天撼地的旋律，使歌曲达到高潮，以号召民众在悲痛中奋起反抗和斗争。根据这个构思，他俩开始对歌曲进行全面改动，现成的乐器就是那架漏风的脚踩风琴，有些音还不准，只好因陋就简了。张觉得能和一位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合作会起到知识互补的作用，母亲认为能向一位有学识的兄长学习机会难得，后来他们发现对方都是工作态度严谨认真的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白天上课，利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他们对《松花江上》的词曲逐节逐段反复推敲，反复演唱……有时张说：“向老师，干脆按你对歌曲的理解自由发挥，我再找找感觉。”其他师生听到琴声和歌声主动围过来一起参唱，修改后反应效果更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竟存中学师生群众试唱实践，终于对歌曲满意了。张寒晖坐在风琴前看着写满音符的稿纸伸着懒腰，愜意地说：“向老师，我看可以作为终稿了。”接着他们又对张另外几首歌曲进行了整理，张寒晖把它们细心地誊写在几张纸上保存起来。学校除了上课，业余生活单调。闲暇时，张寒晖或用风琴弹奏他喜爱的曲子，或用二胡演奏《江河水》《二泉映月》等曲子。母亲则演唱自己熟悉的英文歌曲，张说：“平日里难得听到外语歌曲，能在这偏僻的地方听到如此发音纯正的英语歌真是一种享受。”母亲成了他音乐创作上的得力助手。为了酬谢母亲，发了薪水，张提议请母亲去县城的小饭馆吃饭。母亲听后相当高兴，学校里的物质生活匮乏，师生同灶，一日三餐除了小米便是杂粮，南方人更是不习惯。张还约了几个同事，其中便有我的父亲，他也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北平大学中文系学生，临漳人，和张寒晖是河北老乡，且都曾在北京求过学，故走得较勤。大家围坐在饭桌旁，几碟家常炒菜，每人一碗面条对他们胜似珍馐佳肴。饭后，性格豪爽的母亲抢着买单，张说：“今天说好是我请客，哪能让你破费。”实在相持不下，母亲就说：“那下次我请客。”同桌的人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立即附议今后只要发了工资（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工资一律每月十元），就轮流请客。后来，在张寒晖的撮合下父亲和母亲结了婚，车向忱和张寒晖还是他们的证婚人。母亲在东北竟存中学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半年后的1939年暑假，父母亲一同去了新四军豫鄂边区，临别时大伙互道珍重。母亲后来知道了张寒晖英年早逝的消息很是哀伤，她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兄长。董夏和他的母亲向德昙解放后，母亲在陕西从事教育工作，她淡泊地看待自己的革命经历，但当年的战友没有忘记她，她的名字收集在《中原女战士》书中。有学生问：“向老师，以您的经历应该是位领导干部呀。”母亲笑答：“如若那样，则多了个平庸领导，我的岗位就在学校。”母亲所在的瑞泉中学是陕西省级重点学校，还有两个班级曾经苏联英雄卓娅、舒拉的名字命名，当年这两位英雄的母亲访华时专程到瑞泉中学看望过学生们。母亲热爱教育工作，治学严谨，爱生如犊，长期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她那一笔漂亮整齐的板书被学生们争相模仿，受到学生的尊重。学生们说：“向老师把数学中抽象的三角讲活了，能在脑中立起来，终生难忘。”学子们颂她：血汗洒三秦，学子盈四海，润桃李天下菲芳。前几年，我去岐山出差，办完事情时间尚早，便对司机说：“咱们去趟凤翔吧，我在那儿有个心愿要还。”岐山距凤翔几十里地，汽车向西驶去，不一会功夫就到了凤翔县东关正街，我们沿路打问着来到了纸坊街12号竟存小学门前。1946年东北竟存中学停办、原址改为纸坊小学，1987年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为了继承和发扬竟存学校的光荣传统，决定将纸坊小学改为竟存小学，另在凤翔县城太北巷新建一所中学，命名为竟存中学。这些年，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早已和县城连成一片，学校正在上课，大门紧闭着，里面传来朗朗读书声，校门两旁栉比鳞次的店铺，街上的行人……看不出丝毫昔日的痕迹。这里是母亲和张寒晖当年工作过的、不可移动的地方，发生过母亲与抗战流亡歌曲《松花江上》的故事。尽管沧桑巨変，人去物非，我还是思绪万千，眼眶忍不住充盈了泪花。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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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次子向仲豹从延安走来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耘莠、田江廷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向仲豹 1917年父亲向仲豹出生在湖南长沙，此时的中国社会刷烈动荡，爷爷向岩老先生率部南征北讨浴血奋战无暇顾家，父亲随祖母辗转在湖北、湖南等地，历经磨难。爷爷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刚正不阿的做人品德，淡泊名利的君子风范，敬畏生命悲怜弱者的苦提心肠和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对父亲的成长影响极大。爷爷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父亲就读的武昌文华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教育质量高学费自然不菲，爷爷为了筹齐费用变卖祖屋，还幽默地对祖母说：这是变死宝为活宝。千里送子，舐犊情深父亲到延安参加革命，是爷爷亲自送去的。父亲在干部履历表中是这样填写的：“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我在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和父亲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加上对哥哥（向浒）的崇敬和偷阅他留下的书报，如《向导》等的启发下，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因此便向父亲提出要去延安的愿望。不想父亲立即表示支持并让我绝对保密、连母亲都不要告诉（因为奶奶正忙着给我们的父亲挑媳妇）。1937年4月，父亲向母亲商量带我去西安探望匡厚生之子匡福华从日本留学的同乡好友，时为西安杨虎城的高级慕僚），这样，我随父亲一同来到西安，寓匡厚生先生家。7月，父亲只身去延安，同月返回。8月我与匡厚生之子匡福华从西安七贤红军办事处乘大卡车赴延安。”寥寥数语，勾勒出父亲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爷爷对父亲的理解信任和疼爱护犊、千里送子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向仲豹1984年《关于先父向岩先生亲自送我参加革命》的手稿其实，爷爷凭自己的能力在国民政府中替父亲谋一份体面的工作易如反掌，但对国民党早已失望的爷爷不愿意这样做。爷爷在延安见到同盟会的老友董必武。董老对爷爷再次送子参加革命的壮举十分钦佩，立即指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白天董老陪同爷爷在延安参观考察了部队、学校，晚上夤夜长谈，爷谷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倍加赞赏，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认识到父亲的选择没有错，深感不虚此行。一周后风尘仆仆返回西安，把自己一生救国救民的理想通过父亲再次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亲自送父亲和匡老的儿子匡福华叔叔一起去了延安。太行风云，艰苦卓绝父亲是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多次零距离聆听毛主席的讲话，从此奠定了终身追随共产党、为革命奉献一辈子的思想基础。毛主席号召他们去前线，父亲踊跃报名去了山西，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 1939年9月16日，晋冀边区财字17号令：组建冀南银行，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各部队、各印刷厂抽调懂金融、有技术的优秀干部战士组成基本队伍。父亲接到命令，即刻前往师后勤部报到。10月15日，邓小平亲自题写《冀南银行》行名，冀南银行总行正式宣布成立，父亲被任命为鉴定科科长，时年22岁。此时此刻，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年创建的冀南银行就是日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为中国金融事业编织摇篮。冀南银行是发行货币的银行，印刷钞票是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同志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调试机器、修正工艺，只等待下达开机命令。此时银行经理和副经理的钢印章经过多方努力仍未落实，父亲主动请缨承担了刻制印章任务。他到几十公里外的兵工厂，按图纸要求加工好印章毛坯，又向工厂借来工具自己一錾一凿地刻起来。他没有一点钳工基础，干活相当困难，一不小心铁屑飞进眼中，引起左眼发炎，就用一只右眼坚持錾凿。钢印上的字只要刻坏一刀就得全部磨平重来，经过一个多月昼夜的努力，几十次的返工，终于成功了。回到银行，同志们争相传看着明光铮亮的图章，赞不绝口。钞票终于印制出来，在父亲的领导下，鉴定科的同志们昼夜加班，没有号码机，他们硬是用双手把一连串鲜红的阿拉伯数字和经理副经理的图章整整齐齐加盖在钞票上。 1940年的冬天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敌人的封锁使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每人一天半斤棒子面或黑豆，天热还能采点野菜、树叶掺和在一起吃，冬天最难熬，每天只能喝两碗稀糊糊。最难过的是几个月吃不到咸盐，人人周身无力，两腿发软，同志们已经普遍出现浮肿。而父亲奉命筹建印钞厂，并担任厂长，短短几个月里，他从冀西报社、太北胜利报社、太岳新华印刷厂调配了几十台大小石印机、脚踏铅印机和大批技术人员。父亲带领全体职工克服无盐缺粮的重重困难，不分昼夜紧张地安装，调试机器，印刷厂终于提前开工，花花绿録的钞票成拥送往部队、农村……粉碎了敌寇在金融战线上对根据地的封锁。铁骨铮铮，坚持真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西安东交韩森寨的田野里竖起一栋栋现代化厂房，里面安装着各种先进的设备，许多工人还到苏联进行过培训。1954年，父亲从中国人民银行调到筹建中的昆仑机械厂（西安7号信箱）担任副厂长，年富力强的他坚信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将从自己脚下起步，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中去。 1958年大跃进，厂里个别领导头脑发热，在产品设计不定型的情况下便亲自到车间煽动工人需要什么材料，就领什么材料，因为材料只要领到车间就可以报50%的产值，造成军工产品连续三年返修。还组织人海战术的大会战，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出几台早已淘汰的车床和拖拉机，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自幼从爷爷身上继承忧国忧民和刚正不阿优良品德的父亲对此痛心疾首，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并责令车间把材料退回库房。在那是非混淆、指鹿为马的日子，这样做的后可想而知，他四面楚歌，有口难辩。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事，只见父亲下班回到家里，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更是难得说一句话，大家都悄悄地不敢大声玩闹。晚饭后，他坐在桌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心情沉重地写着写不完的检讨……接着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西安标准件厂当厂长，那是党内反右倾非常时期的事，1962年才给予甑别平反。孜孜不倦，学而不厌父亲高中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在一二九师宣传科时练就一笔漂亮的毛笔行书，喜欢用毛笔写材料批文件。他酷爱读书却苦于没有充裕的时间，那时家中没请保姆，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做完家务后，便坐在桌旁打开小台灯，边织毛衣（这是延安大生产时学会的手艺，比母亲织得漂亮，是他休息方式之一）边看书。他读书的内容既广泛，又基本控制在他领导的专业范围内，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政治书籍必读外，再就是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基础工业合理布局、工业企业管理、金融学，还有机械设计、工艺学、冶金学，甚至工人技术培训的车、铣、钳、木模、铸造全套教材。我有时好奇地问道：“爸，你又不到车间具体干活，看这些工人的技术书有什么用？”他拾起头慢慢地说：“傻孩子，要想干好工作，懂得越多越好。”父亲正是因为孜孜不倦学而不厌，使得他在20世纪60年代西安市冶金机电局长和市经委主任任上，科学合理构建了全市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在他主持下，先后组建了汽配厂、五金厂、试剂厂、橡胶厂、农药厂、锻压厂、锅炉厂、氮肥厂、钢厂、机床厂等一百余家工厂，解決了数万人的就业问题，为西安的工农业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给后人留下一笔贵财富。田江的父亲，也是市文化系统的领导，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亲家：在西安市提起管工业的向仲豹，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把他称作“豹子”，起工作不要命，年已70岁竟然还和年轻人一起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为西安的工业发展做了大贡献。 1978年向仲豹率团访问日本艰苦朴素，两袖清风 1961年，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下到西安标准件厂当厂长，这是家1958年一哄而上的小厂，三年了产品还未定型。父亲把委屈深藏在心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和工人一起排队买仮，以厂为家，办公室配只热水瓶他都不要，只领了一把手电筒用于上晚班照明，工人说他没有架子，一点不像大干部。父亲是1952年就定为行政12级的干部，母亲也是1946年毕业于阳城抗大分校的老同志，每月有近300元的工资，但日子过得很紧巴。一张由木板拼起来像部队军营里的大床，2米宽，4米长，是主要家具，客人来了也挤在上面睡。还有那些小板凳、小马扎，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一日三餐吃的是山西面食——撅面片，有时连菜也没有，只有酱油、醋、盐，还有父亲几十年每餐必不可少的一小罐辣椒。我们都盼星期天，因为中午那顿饭是羊肉红萝卜馅的饺子。记忆中的父亲没穿过好衣服，总是那几身越洗越浅的蓝布中山装。1978年他率西安市经济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才添置了两套像样的服装。一天，父亲翻出一件凤雏哥当兵时的旧棉军装，放上洗衣粉泡在盆里，洗了好几大盆脏水，架在阳台上晒干，下班后便换上这件棉军装。可能因为是西安生产制造的缘故，那块便宜的“蝴蝶”牌手表整整陪伴了他20个春秋。父亲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情趣高雅，他会木工、厨艺、裁剪，还会织毛衣，但最爱莫过于养鱼和种花。20世纪60年代，父亲有一盆虎头山，连盆带山一米多高，对面莲湖公园想出500元高价收购但被婉言谢绝，那可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工资啊。父亲告诉我：仙人山，又名山影拳，为仙人柱的变种。不畏惧严寒酷暑和狂风暴雨而顽强地生长着，它象征着正义、勇敢，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渭南当教师的德昙姑姑感慨地说：“我们的父亲人称‘向菩萨’，我看二弟也有先父遗风。” 我们的父母亲向仲豹、崔彩爰父亲和母亲崔彩爱1946年结识于太行山根据地，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对革命的热情、激情和豪情。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母亲还健在，照顾好年迈母亲，让她安度晚年，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父亲从延安一路走来，他无愧于爷爷的期望。一位辛亥革命老人，把自已，把自己所有子女，奉献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如果没有爷爷当年送父亲上延安的开明义举，也许就没有父亲日后的辉煌。感谢爷爷向岩，感谢父亲向仲豹，感谢这个革命的大家族，为我们，为我们的后辈们留下了一笔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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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长子向浒从南昌起义到保卫列宁格勒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虎雏、王晓鸣历史是座永恒的山，伟大的卫国战争决不会因为苏联的解体而被忘却。这场人类付出2700万条宝贵生命，历时1418个日日夜夜，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如今却遭遇到“同一历史、不同解读”思潮的亵渎。2010年5月9日又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为了“捍卫历史、捍卫荣誉”，莫斯科组织盛大阅兵式，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按照传统习惯悬挂和张贴纪念海报。海报中还出现斯大林的图像，人们在这一天缄口不提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向浒（李铁根）和他荣膺的“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我有一本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出版的海报剪辑，这是伯父当年亲自收集整理成册传给我的珍贵反法西斯战争教科书。正如对希腊青少年而言，几何学就是一门“德育政治课”，学生们从中学会如何按照心灵内在的逻辑，自由理性地思索和做人做事。俄罗斯也历来重视美术悟性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立美术馆里常见席地而坐聆听讲解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们。列宾、苏里柯夫的名画自幼植根于青少年心灵，使整个民族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颇具“美术治国”特色。伯父当年正在著名的列宾美术学院学油画，又是该校附中的党支部书记，由于参加过中国“八一”南昌起义，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在艺术家成堆的美院里，他临危受命，反客为主，担任辖区防空大队政治指导员，带领全校师生度过列宁格勒保卫战艰难的900天，为此，战后荣膺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伯父创作的《胜利日》，表现了5月9日这一天，人们含着喜悦的泪花兴奋得像孩子一样跑上街头，到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乌拉！列宁格勒！”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的胜利景象。胜利日（李铁根1945年绘于列宁格勒）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伯父向浒，字伯虎，湖北汉川人，李铁根是到苏联后共产国际赠给他的俄文名的中文译名。伯父受祖父向岩辛亥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春在上海大学由刘华、徐梦秋（后叛变革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常到中华书局工人宿舍散发党的宣传品，与邓中夏一起被学校开除。1925年经祖父联系，伯父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1团8连，因学习刻苦，其野外演习笔记被印成教材供全校使用，毕业后分配到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当排长。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各地进步学生涌进尚未公开反共、还算坚持革命的武汉。当时驻汉的叶挺24师其实是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立即成立教导队收容这些年轻人，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粟裕就是其中一员。1957年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在建军30周年之际，于7月25日同时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纪念文《南昌起义前后》，他回顾自己如何从常德逃出虎口经长沙跑到武汉的经历，深情款款地写道：“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臣同志，中队长是向浒、李鸣科等同志。”学员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武汉的夏天特别热，经过教导队严格军事训练，“再也看不出在一、两个月以前，我们还是自由散漫的学生了。” 需要阐明的是，1997年10月我携史料到南昌参观刚刚维修一新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受到热情接待，馆长专门为我一个人从一楼讲解到四楼。在馆的后院一间平房会议室休息时，军事史专家陈洪模先生拿出一篇李逸民将军写的回忆文，指着上面教导队“大队长孙树成，党代表李鸣坷。……我所在的第三队辖三个排，队长叫向虎，三个排长都是共产党员。”认为向虎就是我的伯父向浒，我当时不置可否，无言以对。后来我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偶尔发现1957年刊载粟裕文章的那张报纸时，顿感陈先生十多年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教导队只有三个中队，不会再有第二个也姓向的中队长；向浒字伯虎，浒虎同音极易混淆；时隔久远，两篇文章间三个人的名字均有差异（臣与成、科与珂、浒与虎）在所难免，不过粟裕更为准确，因为他和后文中刘伯承的记忆是一致的。 1997年向虎雏给八一纪念馆捐献资料的证明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紧张，武汉的风声也日益紧张，有人要收缴他们的枪。7月中旬，利用武汉汪精卫政府“东征讨蒋”之名，教导队奉命向南昌集结。出发时大雨滂沱，年轻的战士浑身湿透就挤进轮船底层货舱抵九江，又乘上刚卸下牲口的闷罐车到南昌，伯父用他的战马驮起相继病倒的战士风雨兼程一路前行。当历史的时钟指向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整，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夜空，伯父颈系红领巾、臂扎白毛巾和他的中队参加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东方破晓时，鲜红的旗帜在江西大旅社楼顶高高飘扬，“八一”南昌起义胜利了。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此时，宁汉合流已成定局，蒋汪公开勾结联手反共，形势十分险恶，起义军主动放弃南昌，除朱德率一部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外，伯父随南昌起义主力迅速南下。在会昌城附近经数小时激战击溃敌军，夜幕降临，叶挺命令教导队搜查敌人的指挥部。伯父和李逸民带着战士，在一城隍庙内发现敌人的一个师部，进去一看，满地丢着文件，桌上摆着的烤鸭、炒鸡蛋还冒着热气，敌人逃跑了。伯父命令部队火速前进10余里追上敌人，枪一响，敌人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枪支弹药丢满一地。年轻的战士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洋财”，检枪的检枪，捧弹药的捧弹药，竟耽误了追击敌人的时间，让敌人跑光了。当他们每人背着四五条枪回到会昌城，自然受到叶挺的批评：“你们检这些破枪干什么？主要是消灭敌人，你们打死多少敌人？”伯父说打死了不少。“到底多少？”叶挺较真起来，“派几个人去数一数，好向司令部汇报。”叶挺又问伯父：“你们俘虏了多少？”伯父胸脯一挺：“抓了两名排长。”叶挺笑着说：“太少了！”会昌一战，缴获钱大钧部5000多条枪，都由粟裕带的一个班装上船，运往东江，最后也丢掉了。起义军在广东遭遇敌人围追堵截，终因敌强我弱于潮汕地区失败打散。瘦成皮包骨的伯父辗转来到上海，在街头邂逅叛徒险被认出。经党中央决定，选送他与刘伯承、吴玉章等40余人乘船赴苏联学习。因为在海参崴过的年，苏联认为他们是1928年入境的。向浒（右一）和他黄埔军校的战友远东党委送他学画刘伯承分配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半年后因成绩优秀，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伯父则始学炮兵。1929年他俩一同到远东做军事工作，伯父负责政治宣传。刘伯承1955年11月15日亲笔答有关单位信中写到：“向浒同志（同）在南昌起义，同到苏联学习，同到远东做军事工作——都是事实。吴老（吴玉章）可能还记得，恩来同志可能也记得，其人当时是个较胖的人，做事较稳重，现在还在脑子中回忆过来。”伯父中年学油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家并无习画的传统，但祖父向岩在日本留学4年期间寄回的彩色明信片，为孩提时代的伯父开启了外面精彩世界之窗，触发了他的兴趣，从小就爱画画。当远东党报《红星》发表了伯父的宣传画作品时，同志们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才能。远东党委惜才，1932年送伯父进久负盛名的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1935年伯父预科毕业，转入该院本科专攻油画。1934年徐悲鸿赴欧洲巡回举办中国画展，次年6月19日移至列宁格勒展出，并应邀到列宾美术学院学术交流，从而结识了伯父并成为挚友。伯父传给我保存的7封半徐悲鸿书信中，徐悲鸿称他为“中国唯一在列宾美术学院毕业的人”。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徐悲鸿1950年为送画一事给李铁根的信许广平1950年5月4日给李铁根的信伯父在列宾美术学院拥有正式的学籍和工作，苏共是把他作为该党储备干部在执行特殊任务时才抽调使用。1937年4月，他受苏共中央派遣，到贝加尔赤塔军区作军事特派员工作，为收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训练派遣侦察员，秘密潜伏伪满州国。可是次年回校不久，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被捕，未经审讯直接投入监狱。罪名起因是诗人肖三请伯父帮助一个名叫王洪（又名胡满，系鲁迅先生生前介绍的，此人请研究鲁迅的专家给予考证）的人进美院，还要解决其住宿等生活问题，几个中国人多聚了几次。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刺，全城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此事件至今仍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而号称“铁手套”的公安部长叶若夫在被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的肃反斗争中大搞扩大化，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人间蒸发，外国人首当其冲成为怀疑对象，伯父遭到了迫害。危难时刻见真情，列宾美术学院伸出营救之手。伯父经一年的牢狱之灾终于逃过一劫，1939年5月无罪释放，恢复了党籍、军籍，并送往医院治疗。为此，他对美院心存感激了一辈子。当伯父向共产国际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时，共产国际解散了，卫国战争爆发了。伯父决定放弃回国的打算，同苏联人民一起并肩战斗。他在《四十一年》俄译汉的诗中写到：时局更恶化，战云满欧亚，决心回祖国，四十一年夏，信刚送莫京（莫斯科），大战即爆发，留守列宁城，勒疆回意马，爱我新故乡，誓死保卫她。保卫列宁格勒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曾经突破法国“马奇诺防线”的65岁莱布元帅率领70万北方集团军群，配备1200架飞机、1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按罪恶的“巴巴罗萨”计划，从东普鲁士出发，迅速驰越涅曼河，消灭波罗的海沿岸的苏军，妄图于7月21日前占领列宁格勒，为中央集团军群北攻莫斯科廓清后顾之忧。希特勒叫嚣，届时他亲往列宁格勒“皇宫广场”检阅军队，还要在该城“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盛大的庆功宴，甚至连宴会的菜谱都拟定好了。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众志成城，粉碎敌人惯用的闪击战术伎俩，遏制了强盗的嚣张气焰和疯狂进攻。希特勒恼羞成怒地切断列宁格勒与各地之间的交通线，实行长达900天惨绝人寰的封锁，旨在饿死300万城内军民。法西斯向该城发射瀑布般的炮弹，还丧心病狂从飞机上倾泄大量废旧钢铁和建筑垃圾，发泄着狼子野心的仇很，扬言要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从地球上抹掉这座伟大的城市。伯父抱病跑出医院，拿起枪杆参加近卫民兵军，随部队转战各个战场与匪徒战斗。8月下旬，德军兵临城下，英勇的保卫者们，誓死坚守，决不交出“卢加防线”这把列宁格勒城大门的“金钥匙”。9月10日，斯大林在最危急时起用“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反对自己”的朱可夫为列宁格勒最高首长。哪里有朱可夫，哪里就有胜利！朱可夫临危受命，一到列宁格勒，当即中止正在研究撤退方案的会议，毫不留情地撤换了两个集团军司令，逮捕和处决了一些擅自撤退的军官，并迅速制定守城计划：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登陆上岸和军事院校士官生组建数个步兵旅；预备民兵补充正规部队；各阵地深挖战壕，埋设地雷、架设电网，构筑纵深梯次防御体系；调部分射击敌机的防空高射炮，对地面德军坦克直接实施致命平射轰击。在“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的口号鼓舞下，朱可夫15日集结优势兵力，一举击溃德军企图迂回强攻的阴谋，重创顽敌，迫使德军终结战略进攻。希特勒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破产了，从而转入列宁格勒战役第二阶段——在封锁中死守城市。着苏联红军装的李铁根 10月，伯父反客为主，奉命任列宾美术学院防空大队政治指导员，全权维护辖区内的战时秩序，保美院一方平安，是俄罗斯人对他这个中国人的最大信任。此时，全城粮食奇缺，最困难时士兵工人每天250克黑面包，居民只有125克。正如伯父在《保卫列宁城》诗中描叙的：“罗雀掘鼠尽，吃草草不生”一样，全城找不到一只活着的狗和猫，连麻雀和老鼠也捕来充饥，树皮草根吃得一干二净。死神随时夺走人们的生命，正在生产的工人饿死在机床旁，指挥交通的警察饿死在岗亭里，抢救危重病人的医生饿死在手术台前，年老体弱的市民饿死在购粮途中……仅从1941年11月至次年12月间，饥饿夺去了63万列宁格勒人的宝贵生命。希特勒得意忘形地狂吠：列宁格勒将出现人吃人的场景！列宁格勒人万众一心，同仇敌汽，街头常出现感天动地的一幕：老人们捧着赖以生存的125克食物，四处寻找带枪的年轻人并将黑面包塞到战士手心看见他们吃下，才返回家中坐以待毙。列宁格勒人从不放弃有尊严的生活，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影剧院天天夜晚开演，彩色海报贴满大街小巷，学校书声琅琅。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作为“防空监视队”的普通一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气势宏伟的《列宁格勒交响曲》，1942年3月5日由莫斯科国立剧场管弦乐团演奏，同时对全国及世界现场直播，鼓舞士气，弘扬国威，并获得当年“斯大林奖”。李铁根的1941年防空大队政治指导员任命书伯父独在异乡为异客，举目无亲，没有一粟一粥被接济的可能，每天全靠250克黑面包维持生命。他率先垂范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构筑工事、扑灭火灾、搬运物资、抢救伤员等，繁重的工作使他体能严重透支，终于被饥饿击倒。40岁的壮年人，满口白牙一夜之间全部脱落，终身再也不长新牙。1942年7月5日，苏共中央认为，列宁格勒城内人口不应超过80万，妇女、儿童、伤病员及珍贵文物务必尽快撤离。重病中的伯父谢绝疏散城外的生存机会，决心留在城内与列宁格勒共存亡。视死如归的80万列宁格勒人在列宁的名字鼓舞下，依靠拉对湖上“生命之路”神奇的补给，彻底粉碎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军事计划，紧紧牵制着敌人重兵，为夺取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战后，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鉴于伯父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他荣获了这份当之无愧的荣誉。回到祖国回到家中央组织部1954年给向岩的回信向浒送给向岩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祖父向岩是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敬重的辛亥老人，1955年夏，在祖父强烈召唤下，党中央通过和苏共中央联系，伯父携恢复了的中国国籍和中共党籍，只身回到阔别27载的祖国，回到武昌花园山麓幽静的家。如同列宾那幅著名油画《不期而至》出现的情景一样：8旬老祖父见到万里之外归来的长子流下欣慰的泪花，而8岁的我相见不相识。我一辈子不爱巧克力的焦糊苦味，就是从第一次吃俄罗斯巧克力开始的。一梁上君子闻讯半夜三更“造访”我家，弄得我害怕了好几宿，其实伯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除了书籍还有一只油画箱。他拿起画笔给祖父作画，老祖父当模特的时间一长，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至今这幅油画仍挂在我的卧室，成为永久的记念。祖父礼佛，长年食素，在湖北人士中有“向菩萨”的美誉。伯父请他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欧洲百岁老人的故事成功地劝说祖父喝上牛奶、蜂蜜，还吃上近50年没吃的鸡蛋，这些食物都是无生命的，不影响老人家的宗教信仰。伯父讲话时已有电影中外国人摊手耸双肩的习惯，他特爱小院的那口井，一天要到井旁擦几次澡，仿佛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伯父在等待，等待着老战友刘伯承的最后意见。刘伯承1955年12月29日给向浒的信刘伯承在南京办军校，缺的就是师资。为此，他不仅请来苏联专家，甚至力排众议，把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请上讲台以礼相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类教官占全校800余名教师的一半以上。当他得知伯父人还健在已经回国的消息，喜出望外，老战友向浒学过炮兵，谙悉俄文，正是军校急需的难得人才呀！1930年伯父一个人一直把他从远东送到中苏边界线回国时，两人红河岸边握别的一幕浮现在元帅眼前，刘伯承热情邀请，期待着伯父来南京一起工作再续友谊。中组部遵照元帅的指示，通知伯父赴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可是，伯父却给刘伯承去信，畅叙离别思念之情后，就坦诚相告自己的身体状况经亲自给列宁治过病的名医诊断，已不再适应军旅生活，希望以油画作为晚年最后的专业，因为油画最适宜他对保卫列宁格勒900个艰难日日夜夜的缅怀和眷恋。12月29日刘伯承复信，无不遗憾地取消他以前的建议，同意伯父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向虎雏展示相关遗物伯父历经国内外长期革命斗争的千锤百炼，从不沽名钓誉，从不居功自傲，甘当一名教育工作者。1983年8月19日3时伯父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国这位荣膺“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的国际主义战士，9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讣告，表达了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敬意。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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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向岩长孙向虎雏：祖父曾自荐民国大总统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前不久，一批辛亥志士后裔聚首武昌，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大破大立”，即大破皇权大立民权，并提到一位鲜为今人所知的辛亥人物——向岩。近百年前，湖北汉川人向岩以“神州大布衣”之名自荐担任民国大总统，并公开批评在任大总统，公布纲领于天下。这位“神州大布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特殊人物，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这是我祖父所著并于1913年公开出版的一本册子，我家原有很多本，可惜全毁于十年浩劫，这册复件是家人经多方查找，才知上海图书馆幸存此书，并将之影印回来的。”昨日，武汉大学向虎雏教授向记者展示了一册名曰《新中华民国》的影印件，封面呈橘红色，上用手书体印有“汉川向岩著”，及“南京印刷局印行”字样。撰立国“奇书”，百年前就主张火葬百年前，向岩先生所著《新中华民国》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奇书”。昨日，记者有幸在向虎雏教授家中“细品”此书。翻开目录，全书分为德、民、土、财、人身心情、智慧及发足、男女、教育等数二十余篇书抒其建立新中华民国的主张，其所述内容大到“城郭”、“建都”、“定时令”、“禁鸦片”、“禁赌博”、“改良戏剧”等，小至“服饰徽章”、“宴乐”、“不食牛羊肉”，“敬神不用金泊纸钱鞭烛”等，涉及面极广。其中，《坟墓》一篇主张人死后用火葬，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当年向岩先生自荐当总统的《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就收录在此书的附录里。文中，向岩自荐当总统称：“若以岩为大总统，亦期之以十年，民国可必富，民国可必强，民国之风俗可必其淳美。”为表白自己的心迹又说：“岩之发为此言，非欣慕大总统之威荣，不过欲聊假斯位以行其素志耳。民国苟已治，岩视弃大总统犹弃敝屣也，非敢夸也，自信力然也。”并发“毒誓”：“岩果身为大总统十年，而不克实践其言，岩之肉甘缕切为全国人食也。” 反对袁世凯，以非常之举警醒世人近百年前，向岩先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自荐总统”的呢？向虎雏先生为记者作了这样的解读：武昌首义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施展两面手法，挟制清帝退位，孙中山妥协，让出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袁窃取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府，并刺杀宋教仁，出卖国家主权，引起公愤。孙中山遂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 “祖父积极响应‘二次革命’，赴南京任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并运用巧妙战术，大败敌军于雨花台，袁世凯‘十三太保’之一的骁将雷震春凫水落荒而逃。祖父于戎马倥偬间，上下苦求索，写就《新中华民国》。”向教授曾认真研究此书，他告诉记者，祖父在书中旗帜鲜明反对袁世凯：“中华民国者，犹胎产初堕地呱呱而泣之小儿也，袁氏、黎氏非其生母，故不爱惜之，又安能望其乳养之，长成之！” 根据著名辛亥革命史学家贺觉生所著“向岩”生平所载，《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首次公开时间为1912年秋天，比《新中华民国》刊行时间要早。当时袁世凯刚当上大总统不久，黎元洪为副总统。也许正是对时局的大失所望，向岩才以非常之举警醒世人。自荐当大总统，并没得到“多数朋友”理解 “二次革命”失败后，向岩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北洋政府通缉，再至日本，并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继续进行讨袁工作。护法战争期间，任靖国联军第八军参谋长，驰骋数省，“迭奏奇功”，特别是在陕西省境内长驱500里，生擒北洋陕南镇守使管金聚一役，尤为世人所称道。此后，向岩为救国东征北讨，先后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指挥部参谋长、国民军第三军左翼督战官等军职，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26年北伐时，回湖北组织北伐别动军，促进北伐胜利会师。此后，这位素以“军旅为事”的将才开始任地方职务。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特邀政协委员等职，1959年病逝，终年88岁。向岩膝下育有四子三女，长子伯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苏联学习，后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立有功勋（本报曾作报道）。次子仲豹和三子向刚均为共产党员，目前仅四子德渊健在，现定居美国。年逾六旬的向虎雏为向刚先生之子。据向教授回忆，向家后人处世低调，父亲生前也很少提到祖父当年自荐总统之事。“若非冯天瑜教授在公开场所提及此事，我也不会为此事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翻阅《新中华民国》所附录的这则自荐通告时，发现在该通告书的标题下有小“注”：“此书去岁曾经付梓，被多数朋友挠阻，未克刊印。”据此推测，向岩先生当时的言行并没被世人接受或理解，包括“多数朋友”。 “民国肇始，乱象丛生，需要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警醒世人！”向教授说，近百年过去了，他很理解祖父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做。对此，他很想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后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对祖父的理解和敬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古稀请缨赴抗战前线，史沫特莱为他拍照片在向虎雏教授寓所书房墙上，挂着一张祖父向岩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是由当时访问中国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所摄。向虎雏告诉记者，这张照片背后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了响应中共发展敌后抗战的号召，1939年，年近古稀、避居鄂西的向老先生带着“在汉川搞一个国共合作的典型，为全国军民示范”的蓝图决计出山，请缨担纲桑梓战区县长，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鄂豫边区党委组织4万群众参加“拥戴向岩”大会，向岩用高昂声调，慷慨陈词：“今后，惟有追随吾挺公念公（即叶挺、李先念）及诸大豪杰大名士之后，凤翥鸾翔，龙骧虎步，为吾中华民国最后写一页有声有色有趣有味之光荣史也！” 万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赞扬说：“向岩是革命的老前辈，他做汉川的县长，是汉川的光荣！” 向岩上任伊始，就任命中共天汉工委书记、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童世光为主管武装保甲的科长；又破除国民政府县兵团不设副职（团长由县长兼任）的清规戒律，特别任命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吴师筑为副团长，后另派李先念部第六团政治部主任谢威接任吴的工作，这样从组织上保障了共产党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合法性。向岩还将原汉川县直区属中队300人统一参加新四军整编，李先念部第四团迅速扩充为拥有千余人的正规部队，为鄂豫边区的武装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向教授说，1940年春，史沫特莱来到硝烟弥漫的大别山，应“70岁的朋友——向岩”邀请，冒雨对中国战区作最后一次的告别战地采访，受到向岩热情款待。史沫特莱检阅了纪律严明的汉川国民军团。晚上，童世光送给她缴获日本军官抽的香烟，她边吸边谢：“战利品，很好，谢谢！”史沫特莱后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描述道： “三月中旬，我在敌后作了最后的一次旅行，穿过湖泊，在倾盆大雨中去访问年高德勋的老县长向岩。这位老人已经建立了一支非常坚强的地方武装，尽力用他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我在田二河见到他，这是座荒凉凄惨的集镇，反复多次被日寇扫荡过。老县长和他的县政府过着戎马倥偬劳苦勤奋的生活，国民党县政府的年轮还在运转，与他坚持守土抗战和誓死殉职报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名叫丸山的日本军人写来的一封乖巧的劝降信，赞扬老人经世卓识，学贯古今，皇军佩服五体投地，有请大驾出山，走马上任屈长汉川傀儡政府……老县长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用一首古体诗，给予轻蔑傲然的回绝。复函中写道‘予万不得已时，杀身成仁，义如泰山之重，非可苟安己也。’风骨凛然。” “史沫特莱被老人崇高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举起相机，精心为他拍摄一幅手捧诗卷读书的照片。也感谢老一辈革命家陶铸，历经70个春秋保存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原载《长江日报》201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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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大布衣”自荐当总统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裴高才向岩（1872-1959年）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四川同梁耀汉运功革命，武昌首义成功，出任川南宣抚使，并在川南发布谕巴蜀檄，促成四川独立。南北统一后，以“神州大布衣”的平民身份，自荐竞选担任大总统，开民国民主之先河。继而，投身反袁、护法、北伐与抗日战争，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曾对他战地采访并为其拍摄照相。向虎雏和作家裴高才（右）在一起 “渝巴蜀檄”震四川向岩原名寿荫，字少蒨，佛名音深，同治辛未腊月初六生于湖北省汉川市田二河镇神灵村垸子台一个耕读世家，5岁丧母，赖其祖母鞠养长大。自幼随父读书，向往新学，学成后执教于乡邑。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他立志以身报国，毅然投笔从戎。1905年10月，在父亲向纯金的支持下，东渡日本，入东斌陆军学堂专攻兵科，并任该校学生同志会会长。次年由余念斋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6年5月初，他目睹日本明治天皇在靖国神社例祭阵亡军士，而神社内以甲午海战掠夺中国之物最多，还有一块李鸿章所书“海军公所”匾额……顿时，向岩“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复仇之念勃然而起”[1]。同年秋，向岩预科毕业转入本科求学，时孙中山派朱子龙、梁钟汉、胡瑛速回国策应萍浏醴武装起义。他在家信中及时通报，此次革命党“檄文明书不侵犯百姓，不仇杀外教”。望父老乡亲“切勿无端惊恐，以为将有兵燹之厄也”。 1908年8月中旬学成回国，正值其父辞世，他办完丧事就在武汉秘密运动革命，因起事泄密而避走四川，任陆军速成学堂兵学教官兼督练公所一等科员。时同乡党人梁耀汉，亦因丙午日知会党狱案逃入四川，二人因此协力同心在四川共谋革命。四川官绅蒲殿俊、朱庆澜即在官方文书中称：“四川新军，业经梁耀汉、向少蒨运动成熟。”[2] 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向岩受命担任川南宣抚使，他不辱使命，及时在川南发布谕巴蜀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九月十九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司令西部长向奉军政府命檄告我国民》。文中首述满清奴役人民，次叙起义情形，末尾强调指出：“本部长客于西土，亦纠合精英，冶铸国魂，满族及汉军安心归化者，军政府一视同仁。”此檄文出后，对川南清官吏大起分化作用，促使人民倾向民军。四川军政府统一全川各地之后，向岩与梁耀汉奉命返回湖北。归途中，梁耀汉立于船头，行至奉节，忽被乱兵流弹所害，向岩悲痛不已。向岩抵汉时，受到热烈欢迎，钟祥籍革命党人赵鹏飞[3]作《欢迎向岩先生》诗纪事：清风飒飒柳深深，士女争看大旆临。万叠青山生佛面，一江白水故人心。雄兵出峡空天地，豪气千霄无古今。手举太阿光似月，沉潭定可老龙擒。 1912年初，向岩出任鄂军第八师参谋长，师长系安襄郧荆招讨使季雨霖。为了悼念阳夏战争烈士，向岩首先发起公祭活动，继而致电中央稽勋局湖北调査会，为湖北革命先烈刘静庵、朱元成、余仲勉、梁耀汉、刘立群、王恕涛、宋开先等人[4]请恤。在首义周年祭辛亥烈士会上，他慷慨陈辞：“吾为诸烈士悲，又为诸烈士幸，吾为生者幸，又不禁为生者悲”。“揽权窃位者流、又复淫刑以逞，不恤舆论，吾恐幸存之身，不被戳于党祸，即见枉于非法”。神州大布衣”自荐当总统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为换取南北统一，正式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袁当上了临时大总统后，对湖北实行裁军，向岩、季雨霖等一批党人去职。为此，向岩在1912年秋天，以天下为己任，毅然以“神州大布衣”的平民身份，挑战北洋军阀袁世凯，自荐担任大总统。他在发表的《自请为公仆之通知书》中，把前任与现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与袁世凯评论一番，认为自己比孙、袁更胜任。他说：“若以岩为大总统，亦期之以十年，民国可必富，民国可必强，民国之风俗可必其淳美。”为表白自己的心迹，又说：“岩之发为此言，非欣慕大总统之威荣，不过欲聊假斯位以行其素志耳。民国苟已治，岩视弃大总统犹弃敝屣也，非敢夸也，自信力然也。”并信誓旦旦地表示：“岩果身为大总统十年，而不克实践其言，岩之肉甘缕切为全国人食也。” 1913年3月，袁世凯阴谋刺杀宋教仁，又不惜出卖主权，大搞善后大借款，以此购买武器镇压南方革命党。为此，向岩同年6月在著述的建国奇书《新中华民国》中，旗帜鲜明抨击袁世凯：“中华民国者，犹胎产初堕地呱呱而泣之小儿也，袁氏、黎氏非其生母，故不甚爱惜之；夫既不甚爱惜矣，又安能望其乳养之，长成之！”又作《哀中华民国》诗一首：独登帕米尔，矫首时东望。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河海千年塞，伊蒙万里荒。喧啾失母鸟，孤骞来凤凰。[5] 这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向岩赴南京任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与师长王宪章原属旧好，相得甚欢。他们协力同心，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一举击溃盘踞于雨花台的敌军，袁世凯的“十三太保”之一、敌军骁将雷震春被打得凫水落荒而逃。由于各地讨袁步调不一致，有的甚至倒向袁氏，二次革命最终失败。向岩因此被袁政府通缉，再逃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继续进行讨袁工作。正是包括向岩等有识之士的不懈斗争，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也遭到国会议员的反对。在同年10月6日举行中华民国国会正式选举大总统中，前两轮选举，袁世凯得票均不足法定人数。在第三轮选举中，投票是在袁世凯和黎元洪之间对决。为此，袁氏一手鼓动京师报界制造舆论，一手行使他的法宝，策动军队及各省都督向国会施加压力，同时收买部分议员，最后才勉强当选。向岩回国后，于1914年至1915年间在襄河流域组织农民讨袁。袁世凯帝制自为，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向岩立即建议成立中、朝、琉、台反侵略大同盟，同时发表讨袁檄文：“檄告全国父老、昆弟、诸姑姐妹及我海陆军人：鸣呼！惟天降袁贼，祸我邦家，复昕夕沉迷于帝制，用颠复我艰难缔造之共和，不惜国亡种灭，以求遂其私欲。稽古今中外奸宄篡逆，未有若袁之甚；又征我汉满蒙回藏人，其数逾五百兆，岂其使一夫肆虐于上，而卒莫敢谁何，不亦大为祖宗羞，永为万国所腾讪乎？今者西南诸省先张义旗，本总指挥亦以我有众，恭行天罚，我众士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一十四年大中华神武军总指挥。” 袁世凯暴毙后，黎元洪继任总统，向岩上书黎，请速定国家大计，于内政、外交、军事、教育、经济、交通诸端，言之甚详。黎虽称其善，只是无力采用实施。护法北伐建奇功护法军兴，向岩出任靖国军联军第八军参谋长兼混成旅长，与军长叶荃合力同心，转战湖南、湖北、河南、陕西、甘肃各省再回师四川、贵州、云南，屡建奇功。尤其是在陕西境内一役，长驱500里生擒、后又义释北洋政府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尤为世所称道。时孙中山在桂林讲军人精神教育，向岩获悉后，再次毛遂自荐上书，请“委以‘大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旗下狙击队统率者’十九字名义，谨率虎贲貔貅之士，荡扫妖氛，长驱河洛，直捣幽燕，一吐胸中数十年未吐之奇气，以安我数百兆惨怛无告之同胞”。又说：“自留日学陆军，加入同盟会，二十年来，仗三尺之剑，提一旅之师，呼号奋斗于大江南北及秦陇滇黔之境，虽志士未逮，而为国杀贼，为民请命之心，一息向存，不容稍懈。” 1922年，北伐军兴，他在广东韶关任大本营将校团副团长，复任北伐军第五路司令。次年随许崇智军入福建，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指挥部参谋长。1925年至河南任国民第三军左冀督战官，黑石关一战打得直系军阀刘镇华部憨玉昆师长狼狈逃窜自杀身亡。且在追击中，拾得吴佩孚所制豫、鄂、皖三省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份，向立派专人送广州粤军参谋长李济深备用。此间，向岩长子向浒因1924年春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与邓中夏一起被学校开除回汉。次年，经向岩介绍其进入广州黄埔军校，同去的还有邻村书香子弟胡宗墉和四弟胡宗堃（黄埔四期）。后来，向岩到学校检査三人学习情况，见校内用白竹布拉满条幅，上面写着马列、孙中山的语录。为实现北伐在湖北会师，向岩于1926年回鄂组织北伐别动军，扰敌后路出奇兵，为北伐军成功攻克武汉清除了障碍。大革命时，革命浪潮激荡全国，向岩于此时撰《衣食住》一文，称马克思为阿弥陀佛。又撰《大同之新义》一书，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知者，列宁、斯大林是行者。以马列之知行，镕铸出无古无今，宜中宜外之新黄金世界。1928年，张难先生主持湖北财政，邀其屈任荆宜施鹤催收专员兼宜昌征收局长，当时日进银元4万，向岩一文不染，两袖清风。1930年充汉冶萍债捐处董事[6]。1934年任天、汉疏浚河工委员会委员长，襄河视察专员。 “向菩萨”之“莽苍庐” 在九一八事变至卢沟桥事变期间，他特撰《忧危论》二十一篇，其中对苏联备致赞扬，在发表对日见解时，主张积极抗日，坚决反对所谓缓冲、协调、共荣圈等论调。他在文中将蒋介石当局的不抵抗政策讥讽为“如龟如鳖”。他说：“抗之云者，小国对于大邦，遇其暴力之来，抖擞挣扎之辞也。我巍巍华夏，际彼蕞尔小邑，僭窃入寇之秋，直斥逐之已耳，诛讨之已耳，抗云乎哉……其对国人也威以猛，其对外人也宽而柔，其对内战也如彼其勇，其对外战也若此其怯。待国人之威猛刚于铁。待外人之宽柔软如棉。勇于内战，如熊如罴，怯于外战，如龟如鳖。”[7] 1937年，他以看望留日同学、长期辅佐杨虎城的匡厚生的名义，携次子向仲豹前往西安，继而只身一人秘密访问延安。董必武亲自接待，并反复叮嘱炊事员：向岩先生礼佛，是我们湖北的“向菩萨”，炒菜时锅一定要刷洗干浄，不能有荤腥。同时，董赞赏向再次亲送次子参加革命的举动，指示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迅速接收向仲豹和匡厚生之子匡福华来延安学习。向岩参观抗日军政大学时，对董表示，回到湖北后，自己也将投身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大业，炼石磨斧补苍天。抗战期间，鉴于向岩具有留日背景，日人丸山少尉曾函邀其见面，他断然复信拒绝，说：“予万不得已时，杀身成仁，义如泰山之重，非可苟安已也。”[8] 1939年，年近古稀的向岩，带着“在汉川搞一个国共合作的典型，为全国军民示范”的蓝图，决计出山，自荐请缨担纲汉川县长，同时兼任县兵团团长。中共鄂豫边区党委认为，这位辛亥老人的到来，将使“边区政治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转折”，于是在田二河组织4万群众参加的“拥戴向岩”大会。向岩用高昂声调，慷慨陈词：“抚今昔兮，蹉跎！瞻国事而长吁……今后，惟有追随吾挺公、念公（即叶挺、李先念），及诸大豪杰大名士之后，风翥鸾翔，龙骧虎步，为吾中华民国最后写一页有声有色有趣有味之光荣史也”！万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赞扬说：“向岩是革命的老前辈，他作汉川的县长，是汉川的光荣！”[9] 向岩上任伊始，就任命中共天汉工委书记、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童世光为主管武装保甲的一科科长；又破除国民政府县兵团不设副职的清规戒律，特别任命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吴师筑为副团长。尔后，因吴轻率枪杀混入国民兵团的两名痞子兵，一生以呵护黎民百姓生命财产为己任的向岩对此非常生气，边区党委遂另派李先念部第六团政治部主任谢威接任吴的工作，这样从组织上保障了共产党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合法性。不久，向岩又决定原汉川县直区属8个中队尚剩的300条枪，统一参加新四军整编，创造了在无成建制大部队为依托的条件下，李先念部第四团迅速扩充为拥有千余条枪的正规部队。 1940年春天，豫鄂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启程前往延安出席党的“七大”会议，并出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临行前，陶铸特地前往田二河给向岩拜年，随行的有县政府科长童世光。两人徒步走到垸子台，进入一栋三间低矮狭窄、阴暗潮湿的小瓦房，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陶铸首先对向岩说：“您作为汉川的县长，为抗日救国做了许多工作，真诚地与我党合作，我们党和人民感谢您！”向则谦恭地说：“我为抗日救国能做一点事情，这是共产党和爱国人士支持的结果，做得还不够，我很抱歉。”陶铸惊叹辛亥老人的住所如此简陋，当即叮嘱陪同的童世光，回边区行署提款三千，盖一小楼供向岩安度晚年。楼盖好后，向为此楼赋名“莽苍庐”，寄寓着他“心事浩荡连广宇”的情怀。[10] 当天晚上，向岩夫人特意为陶铸准备了高铺高枕，陶却婉言谢绝了，竟自己动手，在堂屋中间地面上铺了两捆稻草，住了一夜。次日清晨，向夫人又请客人吃了荷包蛋下的清汤面。向岩送到村头分别时，亲切地对陶铸说：“慢走，慢慢走，抗日胜利后我们再见面！” 史沫特菜访谈录 1940年阳春三月，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菜，冒雨赴田二河对中国战区作最后一次的告别战地采访，受到向岩的盛情款待。当向岩在欢迎词中，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时，翻译却卡了壳。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引领大家高唱起《国际歌》。史沫特莱高兴地举起相机，精心为老人拍摄一幅手捧诗卷读书照，在重庆时面交陶铸珍藏，历经枪林弹雨，终于保存下来。史沫特莱在其代表作《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是这样描写这次采访的：三月中旬，我在敌后作了最后的一次旅行，穿过湖泊，在倾盆大雨中去访问年高德劭的老县长向岩。这位老人已经建立了一支非常坚强的地方武装，尽力用他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我在田二河见到他，这是座荒凉凄惨的集镇，反复多次被日寇扫荡过。老县长和他的县政府过着戎马倥偬劳苦勤奋的生活，国民党县政府的车轮还在运转，与他坚持守土抗战和誓死殉职报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名叫丸山的日本军人写来的一封乖巧的劝降信，赞扬老人经世卓识，学贯古今，皇军佩服得五体投地，有请大驾出山，“走马上任”屈长汉川傀儡政府。……老县长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用一首古体诗，给予轻蔑傲然的回绝。复函中写道“予万不得已时，杀身成仁，义如泰山之重，非可苟安己也。”风骨凛然，日寇虽暴，奈何以死惧之？[11] 同年农历五月初五拂晓，隐藏在一二八师的汉奸、杀人不眨眼的古鼎新三八四旅2000余人，突袭田二河。田二河镇顿时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县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的被害，有的被迫离开田二河，向岩的县长生涯宣告结束。这就是鄂豫边区史上的“田二河事变”[12]。解放后，向岩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后转任湖北省人委参事室参事，湖北省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代表，湖北省政协委员。1956年和1957年，著名辛亥革命史学家贺觉非曾两次造访其武昌宜孝巷寓所，见室中供奉佛像，8只书柜藏满儒、释、道各家书籍，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则置于书桌近处。贺觉非是这样评价他的：“可见其原以佛治心，以法治事，而后归于马列主义。就其一生言行看来，真如金刚化身，反清、反袁、护法、北伐，以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抨击蒋介石政权等，非有卓识大勇，安能如此。”李先念多次鼓励向岩争做新中国的“百岁老人”，但因沐浴着凉，于1959年1月24日无疾驾鹤西去，享年88岁。向岩为人无疾言厉色，晚年尤温厚可亲，擅长诗文。他写诗不是叹老嗟卑，也非吟风弄月，而是关心民瘼，其传世代表作《斯民》就是一例。全诗云： “三步一起佇，五步一却顾，问余何独然？为念斯民故。复露无广厦，蔭暍无樾树，拯溺无慈筏，救寒无厚布，疗病乏医药，疗饑乏橡芋，以兹心不宁，痴立孤若鹜。安得秦蒙恬，北筑长城固，拔剑斩封豕，边境得依怙。安得古神禹，导水使东注；江河不泛滥，人得干土住。安得慧日出，照破诸妖雾，铸鼎象其形，魑魅魍魉惧。安得亢旱时，大雨滂沱澍，千畦复万垅，嘉禾普畅遂。垒垒粟如山，废疾穹饿哺。耳边断哀鸣，吾罪庶乎恕。”[13] 向岩育四子：伯虎、仲豹、向刚、德渊，三女：德蓉、向捷、德曼。长子伯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和苏联卫国战争，荣膺保卫列宁格勒奖章。1955年回国，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伯虎娶苏联妻克拉娃，生一女名飞霞，留俄罗斯。次子仲豹由其亲自送到延安，1938加入共产党，历任兵工厂厂长、西安市经委主任。三子向刚，共产党员，湖北省航运学校校长。唯一健在的四子德渊，共产党员，北京钢铁研究总院享受国家首批政府津贴教授，现和子女居美国。向岩一生著有《新中华民国》《大同之新义》《忧危论》《弭战痛书》《拔剑擎柱阁诗稿》《莽苍庐文稿》《念三红树草堂诗文集》等，其中《忧危论》《弭战痛书》毁于“文革”。辛亥百年之际，其嫡孙、武汉大学教授向虎雏撰《辛亥百年张良庙前忆祖父向岩》一文，将收入《武昌首义纪实》一书上。 [1] 向虎雏提供的向岩于1906年的家信。 [2] 见《中华民国公报》蒲殿俊、朱庆澜致鄂军政府电。蒲殿俊，字伯英，四川南充人，与湖北汤化龙为同科进士，任四川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被推为都督，兵变弃职。汤化龙任教育总长，蒲曾任次长，后依四川军阀以终。朱庆澜，字梓桥，以第十七镇统制任四川副都督，解职出川，历任黑龙江、广东省长，后以办慈善事业终老。 [3] 皮明床、何浩：《湖北历史人物辞典赵鹏飞》（注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 所列诸人，均有传。刘立群附见梁耀汉传中，籍贯未详。 [5] 向岩：《新中华民国》，南京印刷局，1913年6月版。 [6] 汉冶萍公司例向湖北省缴纳捐税，逐年积累，因成立债捐处进行清理，至解放后不了了之。 [7] 向虎雏：《辛亥百年张良庙前忆祖父身岩》。 [8] 贺觉非：《辛亥革命湖北人物传·向岩（注释），湖北省档案馆档案资料编辑室、湖北省地方志资料室合编，1983年版。 [9] 向虎雏：《辛亥老人助创天汉抗日根据地》，《长江日报》2002年7月29日第10版。 [10] 向虎雏、向妙萍：《史沫特莱敬重的中国老人》，《长江日报》1987年1月13日第4版。 [11] 王晓鸣、杨乃伦：《向岩对开创天汉抗日根据地的贡献》，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合编《湖北抗战》，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年版。 [12] 吴金香：《田二河时间始末及其影响》，湖北省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合编《雄师奇观》，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 章绍嗣、张晓钟：《中华百年爱国诗词·向岩·斯民》，武汉出版社，1998年版。本文原载于《辛亥首义百人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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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爷爷向岩共同生活的快乐童年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菊畹、向佛苏爷爷88岁去世时，我俩一个9岁，一个才7岁。记忆中颀秀矍铄的爷爷常年着长衫，扎裤管，穿布鞋；腰板笔直，步履平缓；话不多，声不高，语速较慢；和顔悦色，温文儒雅。上山下乡时的俩姊妺向菊畹和向佛苏（左）学贯天人爷爷酷爱读书，印象中爷爷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伏案读书，他一般不使用老花镜，可以边看边用毛笔圈点批注。爷爷极爱惜书，老人家案头的书报总是摆放得整整齐齐，稍有卷曲即用铜镇尺压平，如有破损自己动手及时修补。武汉人有农历六月晒衣物的习惯，俗称“六月六，晒龙袍”。为保养好大量的书籍（多为线装书），每年爸爸向刚也会在适宜的时候帮爷爷晒书，年幼的我们当然也少不了夹在当中“帮倒忙”。记得为防晒防风，平时很少戴帽的爷爷会头顶一块方中，坐在古书堆中随手拿起一本书，一边慢慢翻动，一边轻声诵读。但老人家的“手动”与“口诵”并不同步，往往一本书没翻动几页，全书的诵读业已完毕。于是，又换一本，继续……回忆沉醉于读书之中的爷爷那份怡然祥和的神情，至今仍会让我们有一分新的感动。听奶奶讲，爷爷年轻时，家道并不殷实。但曾祖父非常重视对他的培养，竭力支持爷爷到日本求学，竟把家中赖以生存的田地中旱涝保收，质量最好的16亩田给卖了。这在当时无异“败家”之举，令爷爷一直深感内疚。多年后，这16亩地的买主因家中有难，急需现金，冒雨连夜赶到我们家，恳求我们的爷爷和奶奶回购这块田。爷爷急人所急，也为了却心疾，便让奶奶变卖首饰，四处湊钱。听妈妈讲，还请来买卖双方的族长作证，在曾祖父的牌位前焚香叩首，说明缘由，立字画押，极其慎重地将这份“祖业”重新请回。然而，就是那些寄托着爷爷对其先祖深厚情感的64亩4分田产连同其坐落在武昌花园山麓的庭园住宅（该院坐落于胭脂路尽北端，东临胭脂路与原湖北医院大门相峙，北靠花园山路和武昌天主教堂相望，西毗黄家巷，南邻正觉寺，东西两端立有莽苍庐地界石碑各一块，长近100米，南北宽50余米，呈长方形状。此庭园住宅现在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医院和武汉长虹模具厂的家属楼），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被爷爷无偿捐献给国家，从自己做起，主动践行“平均地权”。联想抗战时，中共鄂豫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莅临我家看望爷爷时，爷爷告之，授人玫瑰，手留余香，“心底无私天地阔”是做人的快乐，其“大君子”的大仁大义情怀可见一斑。爷爷年轻时读书十分刻苦，寒冬腊月只用一床薄被，垫一半，盖一半，为的就是能晨夕少眠、最大限度挤出时间多学习。爷爷对我们孙辈的学习极其重视。记得小时候我们每天放学都必须及时回家向爷爷汇报在校的一日所学，爷爷会不时插话提问对我们进行测试。其间，贪玩的哥哥虎雏偶有“卡壳”，那是会被爷爷在脑门上重重敲一“栗子”的。刚上学的我们则对能与哥哥姐姐挤在一起排队等候接受爷爷的抽查，并期待得到老人家表扬的过程十分享受，而且这似乎成了稚气的我们每天上学努力学习的最主要动力了。说起来，“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的启蒙教育，我们还是从爷爷那儿最早得到的呢！爷爷书桌上摆着两块至今也不知是由什么材料，用怎样的工艺制作成的风景小画匾，一为“平湖秋月”，一为“三潭印月”，镂月裁云，极为精致。记得有一天，我们正缠着爷爷讲有关画匾的故事时，爸爸因要到上海出差，照例到爷爷这里来接受“过庭之训”。一旁的我们从爷爷与爸爸的交谈中听到“精彩世界”一说，马上兴奋地叫起来：“多好啊，到处都是花的地方！我们也想去。”爷爷慈祥地拍着我们的头笑我们傻，而后就从小小两块风景匾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平湖秋月”、“三潭印月”的美景，直至万里长城的雄伟、故宫的辉煌、日本富士山的樱花，以及他护法战争时作的诗《过平武东境尽处爱其山水佳绝志之》：香入马蹄花正妍，娟娟好竹映清川，奇横况乃石无数，邂逅于茲我欲颠（即今天称之为神奇的九寨沟）。当然还有“花花世界”大上海的繁华，激励我们从小好好学习知识，好好锻炼身体（小时的菊畹体弱多病，外号“病壳子”），长大看大好河山，看精彩世界。第一次听到的“奇山异水”、“名胜古迹”等词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教诲让我们对爷爷的“多见广识”无比羡慕，同时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幻想和憧憬。爷爷研文史，修佛学，从《史记》《汉书》到《共产党宣言》，从《孙子兵法》到《论持久战》无一不在老人的阅读范围内，直至去世前，还在看报，关心时事。细读爷爷百年前撰写的《新中华民国》，更加敬佩老人家的博学。我们清楚记得，1957年10月15日，武汉长江大桥通车伊始，已是87岁高龄的爷爷兴致勃勃地领着全家人随着浩浩荡荡的人群步行通过长江大桥，与三镇百万市民一起欢庆“天堑变通途”。敬畏生命爷爷敬畏生命，深恶杀伐。解放前，爷爷曾冒险救过很多人的性命，其中有不少爱国的仁人志士，也不乏鳏寡孤独的可怜人，甚至还有自己的敌人。爷爷早年在陕西长驱500里生擒北洋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后又义释之，颇具传奇色彩。不仅是人，就连花鸟鱼虫爷爷也不会随意伤害，被友朋称作“走路怕踩死蚂蚁的活菩萨”。爷爷终年素食，故不与家人同桌用餐，但每次餐前必先做两件事：一是到我们的大餐桌前依次清点几个孙辈，那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哥哥的手臂骨折”、“佛苏因肺炎住院”等家庭“大事故”均是在“餐前点名”时被爷爷发现的；再是将自己的素食装满一勺，开窗扬酒天空，给按时前来“赴宴”的鸟儿们喂食。久而久之，我们家窗前的鸟儿格外多，而且还不太怕人。爷爷经常教育我们要爱护鸟，尤其是春天的鸟儿，因为春天空中每一只飞鸟的巢中都会有一群嗷嗷待哺的小鸟，伤了一只等于毁了一窝，并特别警告顽皮的哥哥虎雏绝不准爬树掏鸟窝。爷爷还曾让我们写过“没有鸟，没有树木花草，这个世界会怎样？”的命题作文呢。后来社会上轰轰烈烈开展“除四害，灭麻雀”的运动，爷爷禁止我们参加。年事已高的爷爷严肃地告诉我们：“老天爷不是只准人活在世上的，天地间，万物皆在老天的庇护之下，你们绝不可做这等伤天害理之事。”现在想来，这其实是老人家在对孩子们进行“环保”教育。爷爷悲悯弱者，老家垸子台有个叫显权的苦命乡亲，自幼丧失父母，由其祖母含辛茹苦拉扯大。一天赶集，被国民党为打内战抓了壮丁。显权担心一家老小，冒险逃跑，不料又被抓回。国民党为杀鸡骇猴，把他五花大绑，欲作为逃兵当街枪毙。得知消息的爷爷顾不得避“因几个儿子参加了共产党，正被国民党叫嚣要格杀勿论”的风头，出面斡旋，终将显权从枪口下救回，从而拯救了一家人。奶奶还给我们讲过爷爷年轻时在云南带兵打仗的一个神奇故事：一次出征前，爷爷发现一位经常在校场边卖烟卷的老太太匍匐在地上痛哭。经打听，原来不知是他部下的哪个士兵，用一块假银元骗买了她的烟卷，使得做小本生意的老太太几乎崩溃。得知详情的爷爷非常生气，由于战事紧迫，爷爷一边向老太太检讨自己带兵不严，一边用真银元换回她的假银元，并随手将假银元装进自己上衣左胸前的衣袋里。战毕归来，勤务兵发现爷爷上衣的左胸部有一个枪眼，仔细察看，原来是那块假银元挡住了一颗射中爷爷的子弹，使老人家逃过一劫。也许，这就是爷爷常说的：你能帮人是天在照应你，你肯帮人是自己在照应自己。爷爷待人仁德宽厚，一个大雪天，爷爷和我们一帮孩子在厅屋里围着火盆正烤着糍粑，聊着故事，妈妈买菜回来，拍打着身上的雪花抱怨说：“真是大雪纷纷下，柴米油盐都涨价，今天洪山菜薹又涨若干。”妈妈话音刚落、爷爷就很认真地对我们说：“天冷下雪，大家都知道把手缩到袖口里取暖，农民要扒开雪窝一棵棵地摘菜，我们吃这样来的菜，多给点钱，不该吗？”说得妈妈偷偷地对我们做鬼脸。受老人家的影响，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家也会善待上门乞讨的人。就像奶奶教育我们的一样：宁愿人向我伸手，我不能向人伸手。含饴弄孙爷爷自己吃长斋，但却经常督促奶奶要买鱼肉给我们吃。老人家不满意让我们啃骨头较多的肉食，总是说：“别买这些跟狗打架的东西给孩子们吃，小孩在长身体，需要营养，应该吃些正正经经的鱼肉。”每年一入，爷爷就催奶奶和妈妈给我们腌制腊鱼腊肉。爷爷说话特逗：“进腊月了，街上叫花子（乞丐）都会腌条狗腿子过年，你们为什么还不开始，让孩子们过年吃什么。”而奶奶则总会笑爷爷瞎操心，回想起这些，心中无比温馨。家中那张爷爷专用的嵌着骨雕花的赭色大书桌曾经是调皮小家伙的庇护所。小时候，不管谁闯了祸，都会尽快钻到书桌下，靠着爷爷的双腿，以躲避责难。在这方面，聪明调皮的哥哥虎雏最令我们佩服。因为他在这“逃亡”的过程中，竟然总能不忘夹带几本连环画。记得有一次，我们和哥哥偷偷把爸爸出差刚带回来的玩具小汽车大卸八块无法复原，于是争先恐后钻到爷爷膝下寻求保护。但书桌下的空间有限，爷爷就一边问：“又怎么啦，又怎么啦？”一边笑咪咪地撩起长衫，盖在我们头上，掩护我们过关…… 今天当我们看到满大街奔跑的小轿车，还时常会谈起小时候那些有关“卧车”让人忍俊不禁的趣事。那时候，家中时常会有一些前来看望爷爷的客人，可能出于对爷爷的尊重，常把乘坐的卧车停在巷子口，再下车步行到我们家。要知道，这些当年停在巷口的卧车是特别打眼的，而就是它们让在外玩耍的孩子知道，家中又来了客人及客人们带来的礼物——糕点。于是，我们兄妹会马上停止游戏，飞奔回家，安静地守在爷爷房门外，等待“访谈”结東。因为爷爷送客只送到里屋门口，而将客人送出外屋、送下楼梯则是奶奶的任务。所以，当爷爷在里屋与客人或拱手或鞠躬道别时，就知道该我们上场了。每次奶奶还在楼梯口送客，爷爷就在里屋高提着客人送来的糕点盒，手心向上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我们这些“小馋猫”就会悄悄地鱼贯溜进爷爷的房内，看着爷爷慢慢用一把裁纸刀剪断包装绳，揭开盒盖，给我们分食那个年代不多见的“高级点心”。好几次，奶奶送客回来嘲笑我们：“哎呀，看你们祖孙几个！万一客人要是落下什么东西，折返回来取，撞见你们这样，多不好意思。”爷爷则假装一本正经地为我们辩护：“怕什么，送来就是吃的嘛。”其实，那时由于僧多粥少，每人分得的糕点真的只有“一口”，不过那个香甜呀，直沁心头。记忆中，还有一辆油光锃亮的绿色脚踏三轮车，经常会由一矮个老伯骑到我们家来。那老伯只要把车骑进巷口，就会不停地欢快地按着车铃，惹得一帮半大小子跟在车后追，直到我们家门口。孩子们学着老伯的口音高叫：向婆婆（我们的奶奶），拿章子（私人印章）！街坊邻居都知道是给向爹爹（我们的爷爷）送工资或送文件来了。我们则会从奶奶手中抢过文件，匆匆跑上楼，爷爷早就笑盈盈地等在楼梯口，有时还会给我们一些糖果作为犒赏。等老伯办完事，孩子们还会跟着车追到巷口，车铃声、欢笑声洒满一路。智信佛教奶奶是虔诚的佛教徒，家里供着许多菩萨，每日三柱香，恭恭敬敬地上着，对佛界的一些“大事”及各位神灵的生日都十分上心。她还经常带我们到汉阳归元寺礼佛，有时，由北京回汉休假的叔叔向德渊也会一起去。但叔叔会在奶奶磕头拜佛时领着我们悄声念叨“南无阿弥陀佛，牛肉红烧萝卜……”来逗奶奶。奶奶生气了，回家会向爷爷告状，爷爷笑笑说：“莫气，莫气，生气容易伤身体。” 爷爷亦信奉佛教，但我们只见爷爷研读经书，而从未见过爷爷擦火柴爇香拜佛。老人家倒常开导要外出朝香的奶奶：“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就在你心头，人人有座灵山塔，就在灵山塔下修。” 家中神案上的菩萨多为铜质、瓷类，也有一些用石膏雕成的小菩萨，拿取方便，使用顺手。有时，玩“跳房子”游戏，这些石膏小菩萨就会委屈地被顽皮的我们偷出来当作“石笔”。久之，“石膏菩萨”的脑袋都变成了多角形。奶奶急得直说“罪过、罪过！”还要责罚我们，而我们照例会躲到爷爷的书桌下。奶奶每天清晨首件大事是烧水泡茶，然后洗手给菩萨上香供茶。我们几个小兄妹在外面疯玩累了，渴了，这佛祖面前的“供茶”就成了我们最好的清凉饮料。爷爷看到我们偷喝“菩萨”前的供茶，关切地叮嘱：“慢点，慢点，别呛着。” 2011年的俩姊妹向菊畹和向佛苏（右）爷爷研佛读经，戒杀食素；但大敌当前，又披挂上阵，勇往直前。抗美援朝战争打响时，年过八旬的爷爷还叫奶奶帮他把长衫剪成短褂，要上前线保家卫国的故事一时传为佳话。奶奶劝他服老，让他安心待在家里。爷爷却正色道：“国家，国家，先有国，后有家，无国之人，怎会有家？我帮别人当了一辈子参谋长，没有打过败仗。现在，我仗是打不动了，但为保家卫国出谋划策总还是可以的嘛。” 慈悲与勇猛同为爷爷人格魅力的闪光点。我们常困惑，爷爷的理想境界到底是什么？他的人生追求又是什么？随着年岁的增长和对爷爷的逐步全面了解，对于这个从儿时一直困扰的问题，我们有时似乎清楚了，有时又似乎更糊涂了。对此，兄姊嗔之愚钝，小辈笑之纠结。现保存于湖北省政协文史办、著名辛亥革命史学家贺觉非写的《向岩老人访问记》，生动地记录了1957年他们两个小时长谈中祖父一段精彩讲话。《访问记》写到：他晚年寓武昌宜孝巷，我曾两次造访。他的室内有佛像，桌子上摆着铜佛，书架上有佛经，也有儒家和法家的著作。毛主席的相片和著作，放在他的座位附近。我首先说明来意，希望知道一些他在辛亥革命时的经历。老人大为兴奋，一说就是两个小时。最后我见于他所陈列的书籍因而叩问其对各家学说的看法。他说佛家以慈悲为本，慈悲出于爱，爱身才能保身，爱家才能保家，爱国才能保国，不足之处是态度消极，其结果成了达官贵人的逃避所，一般群众的麻醉剂。中国儒家繁文缛节，无补时艰。法家注重耕战，但长期为人所曲解。马列主义最后出，从唯物史观出发，总结了人类全部斗争经验，所以后来居上，任何别的学说在马列主义面前都黯然失色。毛主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故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真是中国人民的大幸。孙中山吃亏就在于他的“博爱”，把敌人当作朋友，结果吃了大亏。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治事，杂有中国儒法两家影响和佛家慈悲之说，最后服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60年贺觉非先生重新整理上述1957年的札记时，特感叹标注：“我认为是保存了一宗很有价值的史料”！倒是在北京大学工作的、菊畹的女儿梁晶晶对着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创作的曾外祖父铜雕塑像，亦庄亦谐的一席话方让我们释然：知道吗，我的曾姥爷是智信，不是迷信，是积极入世，而非消极避世。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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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张良庙前忆祖父向岩

向岩家族圈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虎雏向虎雏与祖父向岩先生铜像辛亥百年，实地寻觅家祖父护法战争时在陕南秦岭深处的战斗足迹，是对他老人家的最好纪念，拜谒张良庙则是途中计划外增加的项目。口子头役，祖父右腿中弹负伤不下火线，仗剑麾师，所向披靡，战宝鸡、击马营、攻大散关、破红花堡、克草凉驿、夺白石铺，长驱500里于1920年5月6日在山河秀美的风县生擒北洋陕南镇守使、陆军15混成旅旅长管金聚。祖父念其系先贤管仲的后人乃义释之，此举倍受世人称颂。祖父时任护法靖国军第八军参谋长，与军长叶荃（字香石）情同手足，率部从云南北上经黔湘鄂川陇应邀援陕，共商攻打西安讨伐陈树藩大计，管却趁混战之际渔人得利侵占宝鸡，故歼灭之。其实，管金聚是可以逃匿的，但这个土皇帝拥兵万余，为控制军心，大搞个人崇拜，要求部属人人必须佩戴印有他本人头像的徽章。凤县溃败，管化装自称是行医的郎中，欲逃遁被抓获。祖父摘下其士兵胸前的徽章一经比对，管的庐山真面目暴露无遗，只好束手就擒，成为史上“徽章误事”的笑柄。凤县殷勤的店老板告诉我，邻县留坝有座张良庙，管金聚在庙里按帝王御碑的规格立了块“英雄神仙”大碑，成为镇庙之石，连周总理都去看过。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留坝张良庙，学名汉张留侯祠，面巴蜀而背秦川，有9座院落，屋宇156间，是祭祀汉高祖刘邦开国谋士张良的祠庙。走进庙内，游客簇拥着一块普通黑碑听导游高声讲解，原来碑上署名刻着“陆军少将旅长冯玉祥”，看来冯当年是很在意“少将”这个军衔的。冯是16旅旅长，与15旅旅长管金聚交往颇深，曾密签《管冯军事协定》，打算一起公开支持孙中山。拾级步入北花园，映入眼帘的是一尊高3.5米、宽近0.9米花岗岩碑。碑冠镂雕二龙戏珠上面赫然刻着“英雄神仙”四个颜体大字，署名：陕南镇守使管金聚敬书，时在己未（注：即1919年）仲秋。算起来，管树此碑到被祖父生擒不足一年时间。1940年5月，周总理从延安返重庆途经汉中参观张良庙，肃立在“英雄神仙”碑前说：“中国历史发展少不了张良、萧何、韩信这些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些英雄人物，但不要神仙。”管金聚推崇张良为“英雄神仙”，唱椎秦建汉英雄开国事业，羡急流勇退神仙隐居生活。管被祖父释放后，冯玉祥跑到宝鸡鼓动他东山再起，但管无意恋栈江湖，遂将残部送给冯，也退隐到开封吃斋念经做寓公，1927年去世。向虎雏2010年夏在张良庙“英雄神仙”碑前我伫立在张良庙“英雄神仙”碑前，思绪万千，眼前浮现祖父90年前捉放管金聚的画面，只是他革命生涯中的一小片段。正如辛亥革命史学家贺觉非对祖父的评价：“就其一生言行看来，真如金刚化身，反清、反袁、护法、北伐，以及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抨击蒋介石政权等，非有卓识大勇，安能如此。” 一负笈东瀛加入同盟会祖父向岩（1872-1959），曾用名寿荫，字少蒨，佛名音深，湖北汉川田二河人。出身耕读世家，5岁丧母，赖其祖母鞠养长大后，执教乡邑，传道授业。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标志着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慈禧还无耻献媚“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祖父目睹清廷腐朽，列强横行，毅然投笔从戎，在曾祖父向纯金的竭力支持下，1905年10月东渡扶桑，入东斌陆军学堂专攻兵科。他担任该校学生同志会会长，次年由余剑斋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 100多年前，祖父从日本发回的家书现存51封。他在1906年6月1日家信中记录着见到明治天皇和参观靖国神社的愤慨：4月30日全校师生从东斌学堂所在地麻布区笄町79番地列队前往青山练兵场参观天皇阅兵式，受阅部队5万之众。“天皇乘马车衣戎服，面目微黑而瘦，与其画像不同”，因其车无帷幄，对这位创造“明治维新”奇迹的异国君主的尊容倒也看得清楚明白。5月初，天皇又在靖国神社例祭战亡军士，祭前数日“命人将柏叶缚为半球形，上树红日之旗，以电灯为经纬线，隐寓东亚霸主之意”。神社内以甲午海战掠夺中国之物最多，还有一块李鸿章书写“海军公所”四个字的匾额……予观之“爱国之心油然而生，复仇之念勃然而起！” 1906年（丙午）湘赣一带洪水肆虐，哀鸿遍野，米价飞涨，民不聊生，出现“十八、九，二十岁成人之女以八斗麦易之”的惨事。岁末，祖父在家信中通报全国灾情且明告“革命党已占领湘潭、醴陵、浏阳三县，长沙正在围攻中”，其“檄文明书不侵犯百姓，不仇杀外教”。望父老乡亲“切勿无端惊恐，以为将有兵燹之厄也。”这就是同盟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萍浏醴武装起义。此时，祖父预科毕业正在办理本科入学手续，孙中山亲自派朱子龙、梁钟汉、胡瑛速回国在武汉策应这次起义。结果遭清政府镇压，朱、梁、胡及刘静庵等九志士被捕，史称“丙午党狱案”。刘静庵大义凛然声明我就是革命党人刘静庵，但宁受1400鞭酷刑，也绝不承认是奸人郭尧阶为骗领500两赏银，指鹿为马为张之洞悬赏通缉的会首刘家运，誓死捍卫着人格尊严，被誉为“辛亥耶稣”。小时候，在祖父带引下，我曾有幸见到此案中解放后健在的三位老人——张难先、殷子恒、梁钟汉。特别是家住昙华林马道门的殷老，记得有段时间祖母天天去他家探望，原来他在一纱厂做工的女儿失踪，老人急疯了似的登报满世界寻人。殷子恒是黄冈地区最早最纯粹的革命党人，李四光的父亲李卓侯同他交往密切，还帮其鸠译书舍印刷的反清小册子润过色。殷老被捕后，李卓侯因受牵连逃往南京避乱多年。李卓侯同情革命党，在李四光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火种。殷子恒从乡下带出来的13岁侄儿殷海光，后来成为台湾自由主义的开山人物与启蒙大师，被李敖称为“五四之后中国最后一个知识分子”。即使是盛夏酷暑，殷子恒老先生腰部也缠着厚厚的绑带，那是他坐牢时落下的伤，“丙午案”中，他和刘静庵受刑最重。 1907年12月，祖父送同乡好友冯亚佛、陈克钦赴南洋为同盟会筹措经费，赠诗中曰：“眼底无王侯，胸中有乾坤，今朝飞轮去，万里天南天。”冯亚佛抵爪哇末且达，回赠《寄怀东京向少蒨》，表达驱除鞑虏捉单于的共同决心：皇冠缟履素襟裾，且把寄愁托鲤鱼。报国欲提三尺剑，思君只有数行书。阶前蹀躞虫吟后，客里凄凉月上初。翘首中原同怅惘，几时报道捉单于。但友人李寿萱留学毕业先期回国，作诗索和，流露苦闷消沉情绪：潦倒名场复二年，抚心自问亦怆然。始信人生如幻泡，却从海外证因缘。诸君各有千秋业，贱子竟无一字传。回首故园秋色老，蓼红苇白断肠天。祖父唱和一曲，雄放高昂，自誓为国捐躯，以《炼石补天》与之共勉。男儿生已卅余年，未复国仇心欲燃。雌月无光力可挽，雄峰之顶藤能缘。拼将马革吾尸裹，笑和虫吟君耳传。请急还山炼白石，待同磨斧补苍天。二喋血辛亥著《新中华民国》 1908年8月中旬祖父学成回国，曾祖父终归等不及享用他从日本买回的“八十光”老花镜与世长辞了。祖父怀着悲痛和内疚的心情办完丧事就投入湖北新军秘密从事革命活动，事泄，避走四川。祖父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教官兼督练公所一等科员，邂逅梁钟汉之六弟梁耀汉（又名梁栋）。梁家是汉川马口极具太平军传奇色彩、富甲一方的大户，殷子恒在黄州的鸠译书舍印刷反清宣传品时，梁家慷慨出资，赞助颇多。由于“丙午案”抄出梁耀汉与刘静庵、孙中山派来考察的法国人欧几罗拍摄的照片，清政府认为梁耀汉是最危险的主犯。梁耀汉虽然逃离湖北，但梁家连抄五次，财产洗劫一空。此次，祖父和梁耀汉四川相逢，联手深入四川新军宣传革命，运动官兵举事。《中华民国公报》辛亥10月12日载：四川都督蒲殿俊、副都督朱庆澜电鄂军政府，“此次川军起义，早由新军梁栋、向少蒨运动成熟。”是时，祖父任川南宣抚使，他发布《谕巴蜀檄》，先列清廷劣政，再述起义形势，最后谓：“本部长客于西土，纠合精英，冶铸国魂，满族及汉军安心归化者，军政府一视同仁。”对分化川南官吏军队，安抚百姓发挥很大作用。武昌首义后，湖北召唤祖父、梁耀汉回汉。为此，钟祥籍革命党人赵鹏飞（注：原安群公益社襄理。1936年，作为国大代表，在南京出席国民代表大会时因车祸遇难，时年57岁）特作《欢迎向岩先生》诗记之：清风飒飒柳深深，士女争看大旆临。万叠青山生佛面，一江白水故人心。雄兵出峡空天地，豪气千霄无古今。手举太阿光似月，沉潭定可老龙擒。归途中，梁耀汉立于船头，行至奉节，忽被乱兵流弹所害。身没名存，夔郡从兹留异迹；功高祸烈，岷江犹作不平鸣。1912年，祖父回汉即任新成立的鄂军第八师参谋长，师长也是“丙午案”九志士之一的季雨霖，季雨霖于阳夏鏖战之际，临危受命，以安襄郧荆招讨使的名义，在张难先等帮助下，历时三个月沿途征编地方武装组建了该师。祖父有鉴于辛亥首义牺牲惨烈，发起公祭，并致电中央稽勋局湖北调查会，为湖北先烈刘静庵、梁耀汉等请卹。在首义周年祭辛亥烈士会上，祖父说：“吾为诸烈士悲，又为诸烈士幸，吾为生者幸，又不禁为生者悲”。“揽权窃位者流，又复淫刑以逞，不恤舆论，吾恐幸存之身，不被戳于党祸，即见枉于非法”。《哭（胤）母文》民国肇始，乱象丛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施展反革命两面手法，挟制清帝退位，孙中山妥协，不足三个月就让出临时大总统职务。1912年3月，袁窃取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又不惜出卖主权，以盐税作抵押，向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孙中山才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是年，祖父赴南京任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与师长王宪章原属旧好，相得甚欢。祖父运用巧妙战术，大败敌军于雨花台，袁世凯的骁将雷震春凫水落荒而逃。祖父于戎马倥偬间，上下苦求索，写就《新中华民国》，1913年由南京印刷局印行出版发行。《新中华民国》旗帜鲜明反对袁世凯：“中华民国者，犹胎产初堕地呱呱而泣之小儿也，袁氏、黎氏非其生母，故不爱惜之，又安能望其乳养之，长成之！”当时，中国共产党没有诞生，连俄国十月革命都没爆发，祖父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根据“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朴素思想，在《自请为公仆之通知书》中，自荐当总统，称：“若以岩为大总统，亦期之以十年，民国可必富，民国可必强，民国之风俗可必其淳美。”为表白自己的心迹又说：“岩之发为此言，非欣慕大总统之威荣，不过欲聊假斯位以行其素志耳。民国苟已治，岩视弃大总统犹弃敝屣也，非敢夸也，自信力然也。岩果身为大总统十年，而不克实践其言，岩之肉甘缕切为全国人食也。”从而遭到袁世凯的通缉和迫害。祖父在《丙辰除夕述怀百韻》诗中记载袁世凯1914甲寅年对他的追杀：“甲寅八月初，亭午日移晷。贼谋密擒予，罦罿正離雉。居然脱漏飞，衔予天凰嘴。”1918年祖父在《哭（胤）母文》中通过母子对话，再次回忆袁世凯对他的迫害：犹忆甲寅八月，男患创初起脱险出走之前一日，阿母杖竹伛行而问男曰：“儿患处愈乎？贼袁氏不踪迹儿乎？”男谨答曰：“母，儿愈矣，贼袁氏谅不释然于儿矣。” 民国来了，中国人还不习惯过没有皇帝的生活。有人估计，当时知道民主、自由、共和为何物者，“千万之一比例耳”。学者们认为，祖父自荐当总统是一缕清新的社会文化生态气象。父亲向刚却根据祖父书中一句“此书去岁曾经付梓，被多数友人挠阻，未克刊布”，想起了马克思1875年写《哥达纲领批判》最后用的那句话：“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祖父在书中最后附《哀中华民国》诗一首：独登帕米尔，矫首时东望。衰象古国古，长蛇强邻强。河海千年塞，伊蒙万里荒。喧啾失母鸟，孤骞来凤凰。这本大红封面的《新中华民国》，我家原有很多本，全毁于十年浩劫。外甥侯超、谢向强在上海图书馆多次仔细查找，才知此书幸存于世。三斥蒋如龟鳖秘密访延安 1922年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改编入闽的粤军为东路讨贼军，辖三个军，许崇智任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祖父任第二军指挥部参谋长。与此同时，蒋介石、冯亚佛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长，秘书长。这是祖父唯一一次与蒋介石共事，果然发现蒋身上旧上海滩上的不良习气，联想当年蒋伙同陈其美在上海广慈医院刺死光复会领袖陶成章的卑劣行径，认定此人必成国人祸害，不可深交。而在总司令部与蒋介石朝夕相处的冯亚佛见蒋拉帮结派，独断专行，愤然离去。后来蒋飞黄腾达，冯老夫人感叹，真是先走的赶不上后爬的！儿时，我陪祖父散步常去胭脂路口冯老家中“辛亥沙龙”小坐。冯家临民主路街面的前屋用于修理钟表，后屋专供辛亥老人聚会，一年四季，天天宾客满座，但从未见殷子恒老先生参加过。有一次，老人们谈及当年蒋介石放话“如果亚佛出山，我自有安排”时，我听见冯亚佛老先生斩钉截铁地说：“这辈子饿死也不向姓蒋的低头！” 受祖父潜移默化影响，大伯向浒1924年春在上海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因宣传马列主义，与邓中夏一起被学校开除回汉。经祖父介绍，大伯1925年入广州黄埔军校，邻村书香子弟胡宗墉和四弟胡宗堃都是积极向上的好青年，向祖父表示要求革命，都一起送进黄埔四期学习。后来，祖父到学校检查三人学习情况，见蒋介石在校内用白竹布拉满条幅，上面写着马列、孙中山的语录，煞有介事。1926年毕业后，大伯分配到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后参加南昌起义，去苏联学习。宗墉分配到韶关国民革命军20师政治部，宗堃则任广州黄埔同学会宣传科副科长。1927年春宗墉到广州看望四弟，蒋介石突然发动“四•一二”政变，4月15日胡氏兄弟在黄埔同学会馆同时被捕，次年4月两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同时杀害于广州“南石头惩戒场”，解放后，均追认为革命烈士。噩耗传回，宗墉的妻儿悲痛欲绝，可怜被胡汉臣嫂称为“四妈”的宗堃未迎娶的媳妇成了“望门寡”。蒋介石屠杀革命青年激起祖父极大愤慨，至此彻底认清其反共本质。 1931年“九•一八”事变，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不到半年沦陷，祖父奋书《忧危论》21篇，痛斥蒋介石如龟如鳖：抗之云者，小国对于大邦，遇其暴力之来，抖擞挣扎之辞也。我巍巍华夏，际彼蕞尔小邑，僭窃入寇之秋，直斥逐之已耳，诛讨之已耳，抗云乎哉！抗且犹不可说，而况不抗乎哉！……其对国人也威以猛，其对外人也宽而柔，其对内战也如彼其勇，其对外战也若此其怯。待国人之威猛刚于铁，待外人之宽柔软如棉。勇于内战，如熊如罴，怯于外战，如龟如鳖。 1933年，李济深发动抗日反蒋的“闽变”，来信邀祖父速赴福建参加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途中祖父闻事败，乃伪游普陀山并由高僧为其取佛名“音深”。其所著《普陀游记》和相关信函，也毁于文革那场浩劫。几年前，我为建立广东GPS控制网，走遍该省每个地级以上的城市，去过虎门蒋光鼐二层西式小楼的家，也到过粤西北罗定乡村蔡廷锴中式建筑的故居，他俩都是当年“闽变”时和李济深一起的主要发难者。 1936年西安事变，在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读高中的二伯向仲豹是热血青年，主张杀蒋，为民除害。祖父虽然一辈子瞧不起蒋介石，却不同意杀蒋，因为亲日派的何应钦上台更加祸国殃民。他赞同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联合抗日的正确主张。二伯于是大胆提出：我受不了在蒋管区的精神压抑，要去延安。去延安寻大伯向浒本是祖父多年的心愿，俩人不谋而合，当即答应了二伯的请求，并再三提醒他：此事对祖母绝对保密。次年，祖父以看望自幼同砚，同赴日本求学，长期辅佐杨虎城的匡厚生名义携二伯到西安，再只身一人辗转秘密访问延安。党中央非常重视祖父作为辛亥老人的私人来访，生活起居照顾得十分周全。有朋自故乡来，不亦悦乎！董必武亲自接待并反复叮嘱炊事员：向岩先生礼佛，是我们湖北的“向菩萨”，炒菜时锅一定要刷洗干净，不能有荤腥。董老告知中央经多方调查落实，向浒于1927年底与刘伯承等一道去了苏联，人还健在的消息，祖父流下欣慰的泪水。董老赞赏祖父再次亲送次子参加革命的举动，指示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迅速接收向仲豹和匡厚生之子匡福华来延安学习。祖父参观抗日军政大学，游览着市容，早在1924年他受孙中山秘密派遣赴榆林时就来过延安，那是一座荒芜的古城。如今看见北平、上海的男女青年历经千辛万苦，汇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旁的蓬勃气象十分喜人。他向董老表示，这次延安之行寻长子又送次子参加八路军，回到湖北后自己还要亲自为国共合作抗日救国大业炼石磨斧补苍天。四古稀请缨赴前线国共团结战倭寇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主要工作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避居鄂西的祖父年近古稀，带着“在汉川搞一个国共合作的典型，为全国军民示范”的蓝图决计出山，1939年请缨担纲桑梓战区县长，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鄂豫边区党委认为祖父的到来将使“边区政治形势发生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转折”，在田二河组织4万群众参加的“拥戴向岩”大会，祖父用高昂声调，慷慨陈词：“抚今昔兮，蹉跎！瞻国事而长吁……今后，惟有追随吾挺公念公及诸大豪杰大名士之后，凤翥鸾翔，龙骧虎步，为吾中华民国最后写一页有声有色有趣有味之光荣史也！”万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赞扬说：“向岩是革命的老前辈，他作汉川的县长，是汉川的光荣！” 祖父上任伊始，就任命中共天汉工委书记、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童世光为主管武装保甲的科长；又破除国民政府县兵团不设副职（团长由县长兼任）的规定，特别任命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吴师筑为副团长。尔后因吴轻率枪杀混入国民兵团的两名痞子兵，祖父为此非常生气，边区党委另派李先念部第六团政治部主任谢威接任吴的工作，这样从组织上保障了共产党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合法性。祖父又决定原汉川县直区属8个中队尚剩的300条人枪统一参加新四军整编，创造了在无成建制大部队为依托的条件下，李先念部第四团迅速扩充为拥有千余条人枪的正规部队，为鄂豫边区的武装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自称是中国“半个抗战领袖”的陕西籍国民党128师中将师长王劲哉十分不满李先念收编汉川的军队。他遴选800名精兵强将扮成土匪在竹桥敲山震虎企图引出我军主力，再设下口袋吃掉李先念的第四团。结果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被新四军打得落花流水。拥兵3万的王劲哉是连日酋都闻之色变的抗日将军，对竹桥惨败大为光火，他给新四军亲下战书，誓决雌雄。祖父心急如焚，担心国共两军将为此酿成更大军事对抗。边区党委遵循党中央复电“128师师长王劲哉与我方有过合作关系，要以忍让做团结争取工作”的指示，遂请祖父利用与爱国名将杨虎城的友谊出面调解。原来王劲哉是杨虎城西北军49旅旅长，1924年直奉交恶时，祖父持孙中山密令赴陕北榆林指导井岳秀、杨虎城谋捣幽燕曹锟、吴佩孚。适逢杨虎城大病卧床不起，特请祖父代其统领远驻各地的部队，此时的王劲哉仅是帐下名不见经传的下层官佐。何况祖父是日本东斌陆军学堂科班出身，文韬武略，能征善战，当年长驱500里生擒管金聚的儒将风采王劲哉有所耳闻。如今他乡遇故人，又在湖北重逢，“孤独”的王劲哉倍觉温馨，故常来书信，时赠礼物，对祖父执弟子礼。根据边区党委的恳请，1940年5月12日祖父致信王劲哉：劲公赐鉴：慨自芦沟事变至今，日本人之对于我中国，自有人类以来，所不忍言，不忍思之残酷，无所不用其极，以绝国人，肝脑齑粉，流血成渠。而天汉尤甚，水淹六载，室如悬罄，村里丘墟，虫沙满地，我公闻之，应亦同声一哭也。……惊叹天门竹桥发生事变，现我公与此间驻军，不免发生误会，历有年所。故人叶香石、杨虎城、匡厚生诸先生与岩情同骨肉，其他各地父老昆仲，谊若乡人。关中，即岩之第二故乡也，我公亦岩之故乡亲友也。此番误会，至祈我公垂念民众之无辜，本平时胞与为怀，有数无类之旨，不咎既往，期有将来，则抗战前途，利赖无穷。恃爰冒渎，毋任惶悚。专肃敬颂钧绥岩额手民国二十九年五月十二日这一纸书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化干戈为玉帛。同月28日，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与组织部长杨学诚又联名给王发出“希以民族革命伟业为重，共策前途”的信函。谈判在田二河镇举行，双方达成各守防区，互通情报，团结抗战的协定。王劲哉撤除了对我军的戒备，一心一意战倭寇，聚精会神打鬼子，128师抗日劲旅的威声大震。祖父与王劲哉间的关系是一种特殊的资源，对团结抗战是积极有益的。它调整着国共两党两军的矛盾，缓解和避免新四军主力与128师的正面冲突，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五陶铸赠款筑莽苍庐史沫特莱战地采访祖父出国留学离开家乡后，几十年来一直在外奔走革命，过着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活。他心田慈悲，嫉恶如仇，体恤民瘼，清正廉洁，有人私下偶露忤词毁伤之，张难先当即制止：“向岩乃天地正气，人间元气，应共珍崇。”童世光撰文回忆大革命失败，祖父屈任荆宜施鹤催收专员兼宜昌征收局长，日进银元4万，祖父一文不染，两袖清风。旧社会里，他人若做一日局长，就能垂手万利！此次，祖父英雄暮年回归故里主政抗日，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只得借用胡宗墉烈士家的三片小屋栖身。竹桥之争甫息，陶铸去延安出席党的“七大”会议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临行前特莅临我家看望祖父。是日，阳光明媚，桃红柳绿，可陶铸一进门惊叹老人住所低矮狭窄、阴暗潮湿，即嘱陪同的童世光回边区行署提款三千，盖一漂亮小楼供祖父安度晚年。祖父为此楼赋名“莽苍庐”，寄寓他“心事浩荡连广宇”的情怀。陶铸赞扬祖父的爱国主义精神，感谢他对新四军鼎力襄助，并祝老人健康长寿。那年月，生活条件差，祖母只能拿得出清汤面、荷包蛋招待。晚上，尊贵的客人就睡在我家堂屋用草铺就的地上。次日晨，祖父送到村头，对陶铸说：“慢慢走，慢走！”祖母说：“哦！他就是陶先生，真像个斯文秀才师爷哩！” 陶铸赴延安途径陕南，也参观了张良庙并赋诗《过留坝谒留侯庙》：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遥望延城光万丈，轮声欲起夕阳红。陶铸一定见过“英雄神仙”那块醒目大碑，但不一定知道祖父20年前在这里捉放树碑人管金聚的故事。父亲向刚当年有篇美文记述着“筑庐”的故事： ……而吾鄂豫边区副指麾陶铸任淘先生适以指麾军队路过寓庐，吾父邀其小憩，相与叙欢，天渐晚乃止宿焉。陶叹所居湫隘已甚，吾父笑曰：吾乡十年八水，田售不出，小儿女辈学膳诸金催缴颇甚，遂撤旧庐以价之，此盖寄居友朋家中耳。陶怃然，翌晨遣县府一科童科长往诣边区行署提款三仟圆，嘱迅料理代造一屋为吾父半生革命之纪念。吾父坚辞弗许，陶强置而去。未几，吾母鸠工庀材，于莽苍庐之故址，复构斯庐，历时二月余乃成。斯庐也，不琢不饰，求足蔽燥湿寒暑而已。绕庐而望，翠竹婀娜兮三两竿，怪石揭蘖兮拿虎豸。涤平场击剑，驰浅草调驹，临清溪垂钓，拓荒野樵苏。妙湛寂兮父跏趺，焚香檀兮母礼佛，音琳琅兮吾诵经史百家之书，天真烂漫有吾雏弟兮，独自弯弓驸矢射杀狾犬与孽狐，此庐内外吾家之乐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进步女作家，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940年春，她来到硝烟弥漫的大别山，应“妳70岁的朋友——向岩”邀请，冒雨赴田二河对中国战区作最后一次的告别战地采访，受到祖父热情款待。史沫特莱检阅着由谢威副团长指挥，经过军事整训和整治改造后，由我党掌握，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汉川国民军团。晚上，童世光送给她缴获的日军香烟，她边吸边谢：“战利品，很好，谢谢！”童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外文系，操起久未使用的英语与她彻夜长谈。他从祖父鼎力支持我党抗日救国和怒斥日寇诱降的民族气节介绍到村民直选乡、保长，建立自卫队，发展“抗日十人团”，真正做到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全民抗战……英语中偶夹少许中文。次日，祖父为这位国际友人举行宴会，欢迎词中引用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诗句，童不知如何翻译卡了壳，随后声唱道：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人们报以热烈掌声。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书中这样描写着祖父：三月中旬，我在敌后作了最后的一次旅行，穿过湖泊，在倾盆大雨中去访问年高德勋的老县长向岩。这位老人已经建立了一支非常坚强的地方武装，尽力用他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我在田二河见到他，这是座荒凉凄惨的集镇，反复多次被日寇扫荡过。老县长和他的县政府过着戎马倥偬劳苦勤奋的生活，国民党县政府的车轮还在运转，与他坚持守土抗战和誓死殉职报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名叫丸山的日本军人写来的一封乖巧的劝降信，赞扬老人经世卓识，学贯古今，皇军佩服五体投地，有请大驾出山，“走马上任”屈长汉川傀儡政府。……老县长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用一首古体诗，给予轻蔑傲然的回绝。复函中写道“予万不得已时，杀身成仁，义如泰山之重，非可苟安己也。”风骨凛然，日寇虽暴，奈何以死惧之？史沫特莱被祖父崇高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举起相机，精心为老人拍摄一幅手捧诗卷读书照。感谢陶铸老一辈革命家，历经70个春秋保存下这张珍贵的图片。六涅槃祖父送给新四军300条人枪，真心实意企望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却被国民党政府横加“年老昏庸，勾结共匪”的罪名欲“酌给撤职”。党内个别基层干部片面理解边区党委关于汉川县印是全边区唯一可以掌握的合法斗争“法宝”的精神，让安琳生等人荷枪实弹闯进我家“夺”走县印，造成很坏影响。这显然违背了陶铸关于“向岩是革命的老前辈”，“要尊重老人，在工作中，首先要保证他有职有权”的重要指示，也违反了党的统战政策。襟怀坦荡的老祖父谅解了这群年轻人的鲁莽行为，对共产党依然充满着希望和寄托。可是，国民党却借“夺”印事件攻击共产党首先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致使革命遭受重大损失。向虎雏在祖父向岩先生墓前 1940年农历五月初五，隐藏在128师的汉奸、杀人不眨眼的古鼎新384旅2000余人拂晓突袭田二河。童世光身陷重围，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汉川县政府之印”不能丢，这是边区党委的“法宝”，急将铜质县印藏置竹篮底，上覆盐蛋和粽子，扮成送端午茶的模样向汈汊湖新四军方向撤去。突然从大树上跳下古鼎新布的瞭望哨，很快搜出县印，不由分说押解旅部。童被捕的消息闪电般传开，祖父力排众士绅对刚伤害自己感情“夺”印事件的非议干扰，修书具保，又恐一纸书信施救有误，亲自策马从旅部追到程权五768团。祖父进门就见童五花大绑摁在地面，便先声夺人：“今日端午，敝县备酒，着令童科长接团座过节气。”程见是师长敬重的老县长亲自登门请客吃饭，二话不说松绑放人奉还县印。王劲哉的陕西籍贴身副官、知书达理的房尚志主动迎上前来全程陪护祖父，出入军营时都用身子板紧贴在祖父肩头，祖父困惑不解。事后，祖母说这是房副官在保护你的安全，怕古鼎新向你打黑枪。与此同时，田二河商会陈锐夫会长置酒十余桌，赴宴的人物形形色色，酒桌上随时都能惹发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事端。祖父见童处境险恶，令其持自己的手令以检查民哨为由中途退席。酒过三巡，王劲哉才从沔阳峰口师部下达“就到处决”的命令，但为时已晚，童世光凭着祖父的手令一路畅通无阻逃离虎口。嗜血成性的古鼎新大开杀戒了。端午节置酒“犒劳国军”的陈锐夫，因秘密护送陶铸赴延安事被告发，古以开会为名将其拘捕，次日晨，共产党的忠诚朋友陈锐夫先生被枪杀在竹桥附近的胡家月子河边，陈尸示众三天，年仅30岁。一起遇难的还有共产党员张怀宽、杨荣树等同志。古放火焚烧成片民房，严禁老百姓进村救火，人们无家可归，田二河镇一片白色恐怖。县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得不作战略退却，被迫离开田二河。至此，以祖父为县长的县政府宣告结束，这就是鄂豫边区史上的“田二河事变”。敌人的屠杀阻挡不住人民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反而加速了天汉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进程。“七•七”事变三周年之际，原县政府爱国人士和全县65%乡的代表汇聚汈汊湖畔，公推德高望重、鄂豫边区行政公署委员的祖父为参议长。参议会选举产生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政权——汉川县行政委员会，原县政府科长、中共天汉工委书记、虎口逃生的童世光任主席，使用的仍是那颗视为“法宝”的“汉川县政府之印”铜质县印。凤凰涅槃，实现了祖父的国民党县政府向共产党行政委员会新政权的嬗变。辛亥百年，岁月如歌，在华中抗战史上由辛亥革命老人向岩先生襄助的天汉抗日根据地，曾经是鄂豫边区抗战斗争的战略支撑点、战斗桥头堡、给养的生命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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