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向耘莠、田江

廷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向仲豹

1917年父亲向仲豹出生在湖南长沙，此时的中国社会刷烈动荡，爷爷向岩老先生率部南征北讨浴血奋战无暇顾家，父亲随祖母辗转在湖北、湖南等地，历经磨难。爷爷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刚正不阿的做人品德，淡泊名利的君子风范，敬畏生命悲怜弱者的苦提心肠和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对父亲的成长影响极大。爷爷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父亲就读的武昌文华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教育质量高学费自然不菲，爷爷为了筹齐费用变卖祖屋，还幽默地对祖母说：这是变死宝为活宝。

千里送子，舐犊情深

父亲到延安参加革命，是爷爷亲自送去的。父亲在干部履历表中是这样填写的：“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我在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和父亲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加上对哥哥（向浒）的崇敬和偷阅他留下的书报，如《向导》等的启发下，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因此便向父亲提出要去延安的愿望。不想父亲立即表示支持并让我绝对保密、连母亲都不要告诉（因为奶奶正忙着给我们的父亲挑媳妇）。1937年4月，父亲向母亲商量带我去西安探望匡厚生之子匡福华从日本留学的同乡好友，时为西安杨虎城的高级慕僚），这样，我随父亲一同来到西安，寓匡厚生先生家。7月，父亲只身去延安，同月返回。8月我与匡厚生之子匡福华从西安七贤红军办事处乘大卡车赴延安。”寥寥数语，勾勒出父亲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爷爷对父亲的理解信任和疼爱护犊、千里送子之情溢于字里行间。

向仲豹1984年《关于先父向岩先生亲自送我参加革命》的手稿

其实，爷爷凭自己的能力在国民政府中替父亲谋一份体面的工作易如反掌，但对国民党早已失望的爷爷不愿意这样做。爷爷在延安见到同盟会的老友董必武。董老对爷爷再次送子参加革命的壮举十分钦佩，立即指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白天董老陪同爷爷在延安参观考察了部队、学校，晚上夤夜长谈，爷谷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倍加赞赏，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认识到父亲的选择没有错，深感不虚此行。一周后风尘仆仆返回西安，把自己一生救国救民的理想通过父亲再次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亲自送父亲和匡老的儿子匡福华叔叔一起去了延安。

太行风云，艰苦卓绝

父亲是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多次零距离聆听毛主席的讲话，从此奠定了终身追随共产党、为革命奉献一辈子的思想基础。毛主席号召他们去前线，父亲踊跃报名去了山西，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

1939年9月16日，晋冀边区财字17号令：组建冀南银行，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各部队、各印刷厂抽调懂金融、有技术的优秀干部战士组成基本队伍。父亲接到命令，即刻前往师后勤部报到。10月15日，邓小平亲自题写《冀南银行》行名，冀南银行总行正式宣布成立，父亲被任命为鉴定科科长，时年22岁。此时此刻，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年创建的冀南银行就是日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为中国金融事业编织摇篮。

冀南银行是发行货币的银行，印刷钞票是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同志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调试机器、修正工艺，只等待下达开机命令。此时银行经理和副经理的钢印章经过多方努力仍未落实，父亲主动请缨承担了刻制印章任务。他到几十公里外的兵工厂，按图纸要求加工好印章毛坯，又向工厂借来工具自己一錾一凿地刻起来。他没有一点钳工基础，干活相当困难，一不小心铁屑飞进眼中，引起左眼发炎，就用一只右眼坚持錾凿。钢印上的字只要刻坏一刀就得全部磨平重来，经过一个多月昼夜的努力，几十次的返工，终于成功了。回到银行，同志们争相传看着明光铮亮的图章，赞不绝口。

钞票终于印制出来，在父亲的领导下，鉴定科的同志们昼夜加班，没有号码机，他们硬是用双手把一连串鲜红的阿拉伯数字和经理副经理的图章整整齐齐加盖在钞票上。

1940年的冬天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敌人的封锁使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每人一天半斤棒子面或黑豆，天热还能采点野菜、树叶掺和在一起吃，冬天最难熬，每天只能喝两碗稀糊糊。最难过的是几个月吃不到咸盐，人人周身无力，两腿发软，同志们已经普遍出现浮肿。而父亲奉命筹建印钞厂，并担任厂长，短短几个月里，他从冀西报社、太北胜利报社、太岳新华印刷厂调配了几十台大小石印机、脚踏铅印机和大批技术人员。父亲带领全体职工克服无盐缺粮的重重困难，不分昼夜紧张地安装，调试机器，印刷厂终于提前开工，花花绿録的钞票成拥送往部队、农村……粉碎了敌寇在金融战线上对根据地的封锁。

铁骨铮铮，坚持真理

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西安东交韩森寨的田野里竖起一栋栋现代化厂房，里面安装着各种先进的设备，许多工人还到苏联进行过培训。1954年，父亲从中国人民银行调到筹建中的昆仑机械厂（西安7号信箱）担任副厂长，年富力强的他坚信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将从自己脚下起步，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中去。

1958年大跃进，厂里个别领导头脑发热，在产品设计不定型的情况下便亲自到车间煽动工人需要什么材料，就领什么材料，因为材料只要领到车间就可以报50%的产值，造成军工产品连续三年返修。还组织人海战术的大会战，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出几台早已淘汰的车床和拖拉机，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自幼从爷爷身上继承忧国忧民和刚正不阿优良品德的父亲对此痛心疾首，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并责令车间把材料退回库房。在那是非混淆、指鹿为马的日子，这样做的后可想而知，他四面楚歌，有口难辩。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事，只见父亲下班回到家里，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更是难得说一句话，大家都悄悄地不敢大声玩闹。晚饭后，他坐在桌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心情沉重地写着写不完的检讨……接着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西安标准件厂当厂长，那是党内反右倾非常时期的事，1962年才给予甑别平反。

孜孜不倦，学而不厌

父亲高中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在一二九师宣传科时练就一笔漂亮的毛笔行书，喜欢用毛笔写材料批文件。他酷爱读书却苦于没有充裕的时间，那时家中没请保姆，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做完家务后，便坐在桌旁打开小台灯，边织毛衣（这是延安大生产时学会的手艺，比母亲织得漂亮，是他休息方式之一）边看书。他读书的内容既广泛，又基本控制在他领导的专业范围内，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政治书籍必读外，再就是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基础工业合理布局、工业企业管理、金融学，还有机械设计、工艺学、冶金学，甚至工人技术培训的车、铣、钳、木模、铸造全套教材。我有时好奇地问道：“爸，你又不到车间具体干活，看这些工人的技术书有什么用？”他拾起头慢慢地说：“傻孩子，要想干好工作，懂得越多越好。”父亲正是因为孜孜不倦学而不厌，使得他在20世纪60年代西安市冶金机电局长和市经委主任任上，科学合理构建了全市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在他主持下，先后组建了汽配厂、五金厂、试剂厂、橡胶厂、农药厂、锻压厂、锅炉厂、氮肥厂、钢厂、机床厂等一百余家工厂，解決了数万人的就业问题，为西安的工农业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给后人留下一笔贵财富。田江的父亲，也是市文化系统的领导，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亲家：在西安市提起管工业的向仲豹，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把他称作“豹子”，起工作不要命，年已70岁竟然还和年轻人一起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为西安的工业发展做了大贡献。

1978年向仲豹率团访问日本

艰苦朴素，两袖清风

1961年，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下到西安标准件厂当厂长，这是家1958年一哄而上的小厂，三年了产品还未定型。父亲把委屈深藏在心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和工人一起排队买仮，以厂为家，办公室配只热水瓶他都不要，只领了一把手电筒用于上晚班照明，工人说他没有架子，一点不像大干部。

父亲是1952年就定为行政12级的干部，母亲也是1946年毕业于阳城抗大分校的老同志，每月有近300元的工资，但日子过得很紧巴。一张由木板拼起来像部队军营里的大床，2米宽，4米长，是主要家具，客人来了也挤在上面睡。还有那些小板凳、小马扎，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一日三餐吃的是山西面食——撅面片，有时连菜也没有，只有酱油、醋、盐，还有父亲几十年每餐必不可少的一小罐辣椒。我们都盼星期天，因为中午那顿饭是羊肉红萝卜馅的饺子。

记忆中的父亲没穿过好衣服，总是那几身越洗越浅的蓝布中山装。1978年他率西安市经济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才添置了两套像样的服装。一天，父亲翻出一件凤雏哥当兵时的旧棉军装，放上洗衣粉泡在盆里，洗了好几大盆脏水，架在阳台上晒干，下班后便换上这件棉军装。可能因为是西安生产制造的缘故，那块便宜的“蝴蝶”牌手表整整陪伴了他20个春秋。

父亲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情趣高雅，他会木工、厨艺、裁剪，还会织毛衣，但最爱莫过于养鱼和种花。20世纪60年代，父亲有一盆虎头山，连盆带山一米多高，对面莲湖公园想出500元高价收购但被婉言谢绝，那可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工资啊。父亲告诉我：仙人山，又名山影拳，为仙人柱的变种。不畏惧严寒酷暑和狂风暴雨而顽强地生长着，它象征着正义、勇敢，受到人们的喜爱。

在渭南当教师的德昙姑姑感慨地说：“我们的父亲人称‘向菩萨’，我看二弟也有先父遗风。”

我们的父母亲向仲豹、崔彩爰

父亲和母亲崔彩爱1946年结识于太行山根据地，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对革命的热情、激情和豪情。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母亲还健在，照顾好年迈母亲，让她安度晚年，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

父亲从延安一路走来，他无愧于爷爷的期望。一位辛亥革命老人，把自已，把自己所有子女，奉献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如果没有爷爷当年送父亲上延安的开明义举，也许就没有父亲日后的辉煌。感谢爷爷向岩，感谢父亲向仲豹，感谢这个革命的大家族，为我们，为我们的后辈们留下了一笔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