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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学、女性文学兴盛的独特世家——吴江沈氏
时光故事汇
在中国古代,江南地区孕育了许多名门望族,他们大多在文学上具有较高成就。吴江沈氏便是其中之一。其家族兴起于科举,后在曲学领域大放光彩,并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沈氏女性文学,为江南文学世家增添了一抹独特的风采。   家族演进 吴江沈氏的发展演进大致历经科举起势、持续繁盛和逐步衰落三个阶段。从元末明初至清朝同治时期,其家族共历十七世,绵延四百余年。 吴江沈氏的迁居始祖是沈文,他为了逃避战乱,于元末明初由浙江乌城迁至江苏吴江,并在此扎根。在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之下,吴江沈氏在明朝中期逐渐有兴起之势。第六世沈汉是家族中第一位步入仕途的人。他于正德十五年中进士,后进官户科给事中,开启了吴江沈氏的仕宦道路。自沈汉后,沈氏家族科举繁盛,仕宦不绝,逐渐发展为当地的名门望族。   图:沈汉   明末清初,吴江沈氏发展到达最为繁盛的时期,有着“科名接踵,代不乏人,五凤八龙,誉起江表”的盛况。其中“五凤”是指万历年间沈氏同辈中先后举进士的五人(沈璟、沈瓒、沈琦、沈珫、沈珣),他们科甲蝉联,同朝为官,并且文才不凡,均有诗文传世。此外,他们还兴修家谱,建立义庄,为团结家族做出不少贡献,使得吴江沈氏成为富有名望的大族。而“八龙”则是指沈氏“自”字这一辈的八位人才(沈自继、沈自征、沈自友、沈自籍、沈自炳、沈自然、沈自駉、沈自东)。他们继承了先辈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进了文学方面的发展。沈氏八龙在诗、词、曲领域均有建树,其中沈自征的所撰写的曲学作品被誉为当世“第一流”,沈自然则因诗名被誉为“松陵五才子”之一。他们将吴江沈氏的文学发展推向了鼎峰。这一时期的吴江沈氏科举兴、文学盛,俨然已经成为声名显赫的世家豪门。 然而在清乾隆往后,吴江沈氏逐渐走向了衰落。这一时期,沈氏家族不仅举业式微,文学上的成绩也难以与先辈匹敌。沈氏家谱中也记载到:“支系虽繁而人则益贫,居则益散。期间能保有世产、廪给裕如、读书自好者不过十之二三。”可见吴江沈氏在当时正处于趋于贫乏、书生锐减的情形之中,家族发展难掩颓势。 究其衰落原因,既有社会环境的外因,也有家族自身的内因。首先是战争的影响。明清易代时期,吴江属于江浙要地,曾有“东南有事,水陆之师必由吴江”的记载,所以此地常常饱受战乱。并且吴江人士大多看重名节,爱国忠君,于是自发掀起一股抗清大潮,沈氏子弟也有加入其中。最终他们不敌清军,而这直接导致了沈自炳、沈自征两支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尽管明末清初是吴江沈氏发展的高峰期,但历经战乱洗礼,便埋下了衰落的种子。 其次是地区因素。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赋税繁重,但民俗崇尚奢侈。归有光就曾记载:“吴中田土沃饶,然赋税重而俗淫侈,故罕有百年富室,虽为大官,家不一二世辄败。”足以说明吴中地区的家族想要保持富裕是非常困难的,世家大族最终也难逃入不敷出、日益贫困的结局。 最后,吴江沈氏内部衰落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从清朝乾隆时期开始,沈氏家族中进入仕途的人数衰减,有官职的也都是一些小吏。没有了高官厚禄的支撑,便无法维持一个大家族的延续,家族从内部开始瓦解。 在历史变迁中,逐渐沉寂消亡是许多世家大族都难以逃脱的命运,但他们留下的精神文化却会永远镌刻在历史长流中。吴江沈氏最突出的家学文化便是曲学,他们在中国戏曲界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曲学兴盛 明末清初时期,吴江沈氏经历了一个曲艺文化兴盛的阶段,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戏曲作家。并且这一阶段绵延百年,曲学逐渐成为了沈氏家学。 沈璟是开拓沈氏曲学的先驱,在家族众多曲艺人才中,其声名也最为显赫。原本沈璟顺应着先辈的发展轨迹,积极科举入仕,考取功名。然而他的仕途生涯并不顺利,年仅三十七岁就告病还乡了。官场失意的他寄情于词曲研究,潜心耕耘二十余年,终成一代曲坛大家。 在明代,沈璟与汤显祖齐名,其贡献甚至影响了明朝万历年之后的曲坛。沈璟的主要成就在戏曲音乐理论方面,由他编撰的《南九宫十三调谱曲》完善了南曲音乐的体制,整理了南曲曲谱的规范,为戏曲的音乐编排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近代著名戏曲理论家吴曾梅称其“卓然为曲家不祧之祖”,可见沈璟在戏曲界的地位之高,影响之大。   图:沈璟   沈璟之后,吴江沈氏继续传承与发扬了曲学文化。其侄沈自晋集合族中众人一同编撰了《南词新谱》,从形式与内容上对沈璟的《南九宫十三调谱曲》进行了修订与更新,并加入了沈氏家族曲家的作品。这一举措不仅进一步扩大了沈氏曲学的影响力,还凝聚了家族的力量,共同加强了吴江沈氏的社会声望。 从吴江沈氏的曲学发展中可以发现,其家族具有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十分注重家学的继承与传播。这一特质同样也体现在家族对女性的教育和作品传播上。   女性文学 吴江沈氏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女性文人,先后有二十七位的作品流传于世,她们在诗、词、曲领域皆有建树,这在封建社会实属罕见。 并且沈氏家族的女性文人具有鲜明的家族性特征,她们形成了以沈宜修为核心的女性作家群,并以血缘和姻亲为纽带,在创作中互相往来,互相倡和。 作为女性作家群的中心人物,沈宜修在诗词上具有很高的造诣。其著有诗赋杂文集《鹂吹集》,当中收录了624首诗,190首词,和19篇骚赋传序,为吴江沈氏女性作家存世诗文数量的榜首。而她的作品不仅数量丰富,质量也属上乘,曾有“格调近古,取法乎上,词采清丽,气韵不俗”的高度评价。   图:沈宜修   她的女儿叶纨纨、叶小纨、叶小栾也继承了母亲的文才,均有文集传世。其中叶小纨著有杂剧《鸳鸯梦》,是我国第一位有戏剧作品流传的女作家。并且该杂剧是以她们三姐妹为原型而创作,足见其手足情深。 而这种萦绕于笔端的血缘亲情是吴江沈氏女性文人所展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她们大多为母女词人、姐妹词人、妯娌词人,在创作上彼此吟颂,情感上相互慰藉,向世人展示了独特的家族女性文学之风。《松陵女子诗征》就曾评价到:“沈叶两家闺秀实足弁冕我邑词坛,非第为明清两朝蝉蜕之中坚也。” 吴江沈氏女性文人之所以如此负有盛名,与其家族重视对女性文学的传播有关。古代女性作诗写词通常只是作为一种文本形态在闺阁或诗友中传播、欣赏,并未被社会所认可,没有系统的记录,所以少有传世。而吴江沈氏家族打破了这种社会偏见,族人十分重视对女性文学作品的记录和保存,并积极编辑出版,以获得更大的流传度。沈宜修和其子女的作品集就是由其丈夫整理集合而成,并有沈氏族人为其作序。第九世的沈彤和沈祖禹也编辑出版了《吴江沈氏诗集录》十二卷,后两卷专门辑录了六世到九世共21名女性的诗歌作品,为沈氏女性文学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 在思想封建的古代社会,吴江沈氏能够打破固有偏见,重视女性教育,尊重女性劳动成果,足见其家族的思想之先进。沈氏女性文学也因此在历史画卷中留下了独特的印记。 从吴江沈氏的发展中,不难发现文学是贯穿整个家族的精神力量。共同编撰曲学著作,这是文学、文化将家族众人凝聚在了一起;积极传播女性文学,这是族人对家族文化更深更广的拓展。历经四百余年的实践,吴江沈氏为世人展现了一个文学世家强大而独特的精神风貌,值得后人欣赏学习。     参考文献: [1]郝丽霞.吴江沈氏文学世家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04. [2]冯俊杰,董慧敏.沈璟、汤显祖批评印象谈[J].艺术百家,2009,25(4):134-137,97. [3]陈志勇.沈璟及族裔与明末清初江南曲学格局的变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7(3):147-153. [4]郝丽霞.明清吴江沈氏家族的女性文学意识[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6):68-72. [5]郝丽霞.吴江沈氏女作家群的家族特质及成因[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6(6):49-54. [6]图片来源:趣历史网、全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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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金庸、穆旦的百年世家——海宁查氏
时光故事汇
浙江海宁查氏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江南望族、文宦世家。家族经历曲折坎坷,充满戏剧色彩,却始终不改其读书立家的本性。 查氏原为姬姓,周惠王时期先祖受封于查地,后世便以查为姓。经过一系列历史变迁后,查氏演变出两分支,分别为休宁查氏和婺源查氏。海宁查氏便由婺源查氏演进而来,元朝至正十七年族人查瑜为躲避兵乱举家从江西婺源迁居至浙江海宁袁花,距今已有六百余年历史。 如今我们所熟知的作家金庸(查良镛)、诗人穆旦(查良铮)均为海宁查氏族人。   科举起家,惨遭变故 海宁查氏的兴盛起始于科举入仕。据《海宁州志稿》记载,海宁查氏在明代共有6名进士,17名举人,其中查大韶和査继佐分别是明朝崇祯三年和六年科举考试的第二名。査继佐还参与了明末清初的抗清斗争,后来归家隐居,论著讲学,为海宁查氏的人才培养做出贡献。 到了清朝初期,家族发展到达最为繁盛的时期,海宁查氏的科举成就到达鼎峰。仅康熙一朝便有10名进士,并且其中有5人供职翰林院,时称“一门十进士,叔侄五翰林”,一时风光无二。其中最为闻名的是查慎行,其于康熙四十二年供职南书房,授翰林院编修。据传,查慎行天资聪慧,五岁能作诗,六岁通声韵,十岁即作《武侯论》,为同乡前辈范骧称赞曰:“援经证史,论断卓,旷世才也。”查慎行在诗歌上的成就斐然,其诗重白描,不过分华丽,诗风清新隽永,被誉为诗坛清初六家之一,对后来的诗人袁枚和“性灵派”诗歌影响至深。这一时期的海宁查氏家族无论在科举还是文学方面都呈现繁荣之势,逐渐成为名噪一时的世家大族。   图:查慎行   然而到清雍正时期,海宁查氏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打击也导致其科举之名骤然没落,且再也没能恢复往日兴盛。雍正四年,查嗣庭出任江西乡试主考官。据传他以《诗经》中“维民所止”这一诗句命题。因“维”、“止”二字正是“雍正”的下半部分,有人向皇帝告密称此题便是暗示取“雍正”之首的意思,皇帝因此大怒。这种说法广为流传但考据不详。 而另一种更为可信的说法是雍正认为查嗣庭借出题讥讽时事,对当局心怀愤懑。其所出首题出自《四书》中的“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意思是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言语优秀而推举他,也不会因为一个人有缺点而废弃他好的言论,雍正认为这与国家的取士之道不符,是对国家举荐人才制度的讥讽。另外有两题出自《易经》和《诗经》,取“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和“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两句,题目本身并没有问题,但雍正认为这是暗示人们要将题目中的“正”和“止”二字做联想,暗喻斩雍正之首。随后,雍正派人搜查查嗣庭的住处和行李,发现其记载着针砭时事的日记簿,将之列为逆反的直接罪证。查嗣庭因此被判处凌迟,后病死狱中,却仍被枭首示众。而家族中与查嗣庭血缘关系最为亲密的族人若十六岁以上则被判处斩刑,十五岁以下则被流放三千里之外,其他被株连的查氏族人也多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经此文字狱一案,海宁查氏从名门望族成为了戴罪之门。   图:查嗣庭   查嗣庭一案还牵连了不少与其有关联的官员、文人,还使雍正对浙江文人产生了更深的厌恶,特下诏暂停浙江人参与科举考试,三年之后才恢复。雍正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举措,其实都源自其要巩固皇权的心思。查嗣庭原是权臣隆科多和蔡珽举荐的人才,而彼时雍正正要打击这类权倾朝野的大臣,于是便把查嗣庭一案与年羹尧、隆科多、蔡珽等大案相牵连。此外,在明朝覆灭之时,浙江人或积极抗清,或不配合新政权,雍正本就对浙江人心存不满,于是也借查嗣庭一案来打击浙江人。海宁查氏彻底沦为了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直到乾隆帝即位,颁布赦令,应许被流放的查氏族人归家,海宁查氏才逐渐开始从文字狱案的阴影中走出来。然而海宁查氏经此重大变故,科举业一蹶不振。据资料记载,查嗣庭一案后至乾隆、嘉庆两朝期间海宁查氏中进士者3人,中举者5人,远远不如明末清初时繁盛。但文字狱案并没有改变家族中浓厚的文学氛围,海宁查氏仍培养出不少文人。诸如查揆,据记载其文笔斐然,“每赋一篇,必为杰构”,著有《笎谷文集》、《菽原堂集》等;查世燮,绘画书法具佳,善画人物、花鸟,兼工篆书、隶书,著有《待月居吟草》。直至近现代,家族还培养出了著名诗人穆旦(原名查良铮)和著名作家金庸(原名查良镛),可见其家族的文化底蕴之深厚,生命力之顽强。这背后离不开良好的家风家训支撑。   图:金庸   家族家训,细致全面 海宁查氏的家训细致而全面,在许多方面都有详细的解释,其主要从个人、家庭和社会这三个方面对家族子弟做出规范。 在个人方面,海宁查氏家训有志向、言行和教育三个维度。一是“惟立心向上,务做第一等人”,其教育族人要有远大的志向,不能流于世俗、目光短浅,要做人上之人。二是“言必择善,行必和缓,毋以暴怒,招其祸衍”,其告诫族人要谨言慎行,宽于待人,以免招致祸患。三是“励学型家”,“读书为本”,其教育族人要勤奋好学,陶养性情,以文学文化作为立家之根本。正是有了这样的训诫,海宁查氏从耕读之家转变为了文宦世家,实现了社会阶层的跨越,也使得他们在经历文字狱劫难之后仍然不改其读书治学的根本。 在家庭方面,海宁查氏的家训具有典型的儒家风采。学者黄明毅将其总结为四点:忠信守礼,孝友传家、勤俭持家与和睦安贫。海宁查氏先祖认为忠信守礼可以保持家族世代繁衍延续,所以教育幼小也先从礼仪学起。而孝悌则是调节家族成员关系和形成良好门风的关键,教育家族子弟要孝顺恭亲的训言在海宁查氏留存的家训中十分常见。例如《查继佐年谱查慎行年谱》曾记载:“孝悌为根本,忠厚以周旋”,“出则有方,入则孝悌”等。此外,勤俭、安贫也被海宁查氏视为立家之本。节俭不仅能够避免家庭的铺张浪费,也能培养人的道德修养,使之不易被欲望所驱使。其家训有云:“食但充口,毋贪美昧;衣但蔽寒,毋贪绫绢。非礼勿取,量力节俭。”可见其对勤俭、安贫的要求已细致入微于衣食之间。 在社会方面,海宁查氏的家训教人友善和睦、忠勤敬业的入世之道。首先对待邻里要和睦包容,对待他人要乐善好施。乡邻关系是中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的一种人际关系,“和于邻里,睦于亲切”,海宁查氏深谙此道,也以此为训。其次要有家国之心,恪尽职守,兢兢业业,此乃海宁查氏的为官治国之道。其家训强调“往矣忠勤,毋忘国恩”,这不仅是对国家的回馈报答,也是对自我修养的要求约束。 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彼此支撑,互相影响,这说明海宁查氏的家训已成一套体系,无论是内在修养还是外在修为都有具体详细的解释,可见其务实、笃实的本色。 世家大族的发展演进通常都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海宁查氏却因为遭受统治者的刻意打压而骤然衰落,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流中,荣辱与共,遗憾不已。但是这种遗憾以及一个望族背后传承的家训家风仍然能为现在的我们提供一些警示与启发。     参考文献: [1]韩逢华.海宁查氏文学家族研究[D].苏州大学,2008. [2]黄明毅.清代海宁查氏家族家训及现代传承[J].新余学院学报,2019,24(1):116-120. [3]张毓洲.查嗣庭文字狱案与海宁查氏文学世家的衰微[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2):53-59. [4]图片来源:中国历代人物数据图像库、全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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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望族,散文鼻祖——桐城麻溪姚氏
时光故事汇
桐城,即安徽省桐城市,属安徽省安庆市地区。清初曾隶属于江南省安庆府,康熙六年改属安徽省安庆府。桐城的姚姓氏族有三个,麻溪姚氏是最为兴盛的家族,为桐城五大世家之一,在桐城历经六百余年,绵延二十世。根据《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记载,桐城麻溪姚氏的一世祖姚胜三祖籍浙江余姚,元朝时随父亲来到安徽,随后隐居于大宥乡的麻溪,故称麻溪姚氏。该氏族也是吴兴姚氏的一支脉,其祖先可追溯至上古时期的部落首领舜帝。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是著名的科举家族和文化大家,在科举和文学方面都具有较为突出的成就。   科举家族,重教兴文 学者张杰曾在《清代科举家族》中首次提出“科举家族”的概念,它要求家族中“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的功名,在全国或地方产生重要影响”。根据《桐城麻溪姚氏登科记》记载,桐城麻溪姚氏自明朝景泰元年至清朝嘉庆十六年,共三百六十二年间,登科者有四十四人,高中进士者有二十人。桐城麻溪姚氏不愧为名副其实的“科举家族”。 虽为科举家族,但桐城麻溪姚氏并非代有宦仕,在家族演进过程中也衍生出了文学的发展。根据《桐城麻溪姚氏宗谱》记载,家族前四世并没有入仕之人,只是一般的务农百姓,但是家庭富裕注重教育。至第五世姚旭,始中进士。至第十世、十一世,桐城麻溪姚氏家族才初步发展成为科举家族,这一时期考取功名、入仕为官者数量开始增多,为家族往后的科举兴盛打下了基础。 第十二世是麻溪姚氏发展的一个小高峰,也是人才涌现的一世。如姚文然,中崇祯十六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刑部尚书;姚文熊,中康熙六年进士,后任西阶州知州;姚文烈中顺治八年举人,后任云南楚雄知府;姚文燮中顺治十六年进士,后任云南开化府同知……除了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之外,这一世的麻溪姚氏族人还多有文学成就。姚文烈、姚文勋、姚文然三兄弟就因文采斐然,被誉称为“江北三姚”。这是家族经过长期治学积累的结果,也给后世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第十六世至第十八世是麻溪姚氏发展的又一高峰,无论是科举还是文学都达到了鼎峰。其中影响力最大的属第十六世姚鼐,他在乾隆二十八年中进士,殿试名列二甲,先后任礼部主事、乡试副考官、刑部郎中等官职。同时,他在文学上以文章著名,开创了“桐城派”散文,著有《惜抱轩文集》等。姚鼐的文学影响十分深远,他在世时积极教书讲学,培养了大量门生,其自主创立的“桐城派”古文理论代代相传,授其弟子与孙辈姚莹、姚柬之、姚元之等人,又经他们传于后世。“桐城派”也成为了清代百余年间的主流文学学派。在思想上,姚鼐推崇宋代的程朱理学,认为其更契合圣人的宗旨,有关乎身心、国家的学问。虽然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理学并不为主流所认可,但在姚鼐和其弟子的努力下,理学在学界掀起阵阵波澜,为学术格局增添了新的变化。   图:姚鼐画像   第十八世姚莹是清代著名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也是“桐城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著有《东槎纪略》、《康輶纪行》等。于嘉庆十三年中进士,曾先后任广西、湖南按察使,是鸦片战争时期保台抗英的名臣。姚莹曾在与英国侵略军的对峙中领兵五战五胜,台湾寸土未失,这是中国近代抗击外敌入侵战争上鲜有的功勋。同时,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抵抗外敌,远在嘉庆年间,就开始求购西域的书籍资料,探究当地的形势与发展,其眼界和思想都颇具前瞻性。姚莹的政治成功使他内受朝廷同僚嫉妒,外遭英军怀恨,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便含冤入狱,被贬川藏。但他并未消极怠慢,而是在此期间详细考察了四川、西藏地区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人文历史等,同时大量阅读西方各国文化历史源流,最终著成《康輶纪行》15卷。该书提醒世人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以抵御外侵,并防范英国对西藏进行侵略。姚莹所留的记录至今仍对当地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并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康輶纪行》和姚莹的思想观念也成为了中国近代思想的启蒙之一。 进入晚清时期,桐城麻溪姚氏开始逐渐走向没落,后世考取功名者不多。学者吴婷认为造成这样的局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晚清时局动荡,战争不断,并且安徽是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战场,对麻溪姚氏家族造成了重大影响。另一方面,麻溪姚氏家族族人的勤学上进之心开始衰减,族人更倾向于捐保入仕而非应试。长久没有中举之例,族人便认为中举一事非常困难,就不去努力争取了。可见大家族的兴起与延续既需要客观环境的支持,也需要族人的世代努力。   朴实家风,代代传承 从桐城麻溪姚氏的世系发展来看,家族的兴盛是一步步踏实积累而来,这也跟其注重教育、培养德行的朴实家风有关。 桐城麻溪姚氏家族历来深明勤恳治学、言传身教的道义。家族中多有开办学堂,教书育人之人。姚鼐、姚莹、姚柬之等人更是将“桐城学派”发扬光大,传于后人。《姚氏先德传》上还曾记载过麻溪姚氏第八世祖姚希廉悉心培养子孙、传承家学的事迹。他以身作则,广交文儒,以教育儿子们,让他们开阔视野。姚希廉死后,其长子姚承虞子承父责,严格监督弟弟们的学业。正是这种重视教育的家风,使得姚希廉四子皆入郡县学,两个孙子中进士,开启了桐城麻溪姚氏科举家族的发展之路。 在德行方面,桐城麻溪姚氏的先祖立下族训,要求族人之间互相帮扶,时时周济友邻乡邑。史料多有记载麻溪姚氏族人的相关事迹——例如姚文荧时常为贫困的族人供应粮食;姚兴毫立“以德业为先”为家法,凡有人遇到窘迫的情况,他必定尽力周济;姚孔嵚医者仁心,每遇到贫困的族人便暗中救济,不让人知道。而遇饥荒之年,姚氏族人也多赈济灾民。据记载,姚文鳌先后在康熙十年和康熙十八年正处大饥之年的情况下,为百姓募捐粮食,设置粥厂以救济灾民。还有道光二十八年,乡邑间发生洪涝灾害,时任家族主事的姚永康广施粥粮,救活了许多村民。长久以来,大家族的延续都离不开亲友团结、乡邻和睦这一要素。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良好家风的传承便印证了这一点。 此外,桐城麻溪姚氏家族追崇宋明理学,提倡尽孝道,守贞节。《姚氏先德传》专门著有“贞节”一章,来歌颂家族中的贞孝之人。根据史料记载,麻溪姚氏家族的孝顺、守节已经到了“极致”的地步。多位子孙侍奉患病长辈衣带不解,昼夜不眠,事必躬亲——姚孔釴因父过世哀恸以致失明,直到服丧结束才逐渐恢复视力;姚润放弃仕途侍奉母亲七年不离其床榻,母亲去世之后日夜哭泣,一年后也患病离世。 麻溪姚氏族人的孝顺感人至深,而家族中的寡居女性也多立志守贞守节。《桐城麻溪姚氏宗谱》上记载了多名姚氏女性年纪轻轻便遭遇丈夫离世,为其守节长达五六十年。姚棻之女甚至绝食以表贞烈,七日后也随丈夫离世。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这种程度的孝顺和守节其实是对人性的压迫,并不值得推崇。但是这种家风的形成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家族的声望与延续。去其糟粕而留其精华,适度而理智的孝顺和忠贞也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品质。 当今社会不再遵从科举制度,科举家族的辉煌也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是科举与入仕的背后,离不开坚实的文化基础支撑。桐城麻溪姚氏勤奋治学的精神仍然值得后世参考学习。     参考文献: [1]吴婷.清代桐城科举家族姚氏研究[D].辽宁大学,2013. [2]汪孔丰.桐城麻溪姚氏家族与桐城派兴衰嬗变研究[D].上海大学,2013. [3]百度百科.姚鼐 [4]百度百科.姚莹 [5]图片来源:中国历代人物数据图像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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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于战火的明清齐鲁望族——新城王氏
时光故事汇
在中国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平民难以摆脱其固有阶层。他们往往通过寒窗苦读,科举入仕来改变命运。明清时期的齐鲁望族“新城王氏”便顺应着这样的发展路径,逐步从匠户家庭转变为科宦之家,并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兼并儒、佛、道三种学派的家族文化。但在数次战乱洗劫下,新城王氏元气大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百年豪门毁于战火,其命运无常,不免令人唏嘘。   家族演进:命运多舛 新城王氏家族皆尊琅琊公王贵为其迁居始祖,他于元朝末年举家迁至山东新城,在此扎根。自王贵始,其家族演进过程遵循崛起、兴盛、衰落的发展轨迹,在明清两代绵延四百余年,历经十余世。 据王象晋《重修王氏族谱序》记载,其家族在四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于明朝中期呈现崛起之势。第一代即始迁祖王贵,其出身匠籍,社会地位低下。但在定居新城后,勤恳劳作,务实本分,逐渐使家庭脱离了贫困,为家族起势打下基础。史料记载,王贵生五子,幼子王伍常常周济饥民,乐善好施,从这也能看出王家到了第二代时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而王伍也因善举被后人尊称为“植德公”,其发扬了新城王氏的淳厚之风,提升了家族的民间威望。至第三代王麟,家族由匠户开始向文化、科举转型。王麟14岁考中贡生,之后考选永平郡司训,开启了家族的科宦之路。有了前三代族人的奠基,新城王氏第四代在科举和仕途上的发展更进一步。王麟次子王重光于嘉靖二十年中进士,是家族中第一位进士。其一生清廉为官,与民同心,曾在任贵州布政司参议时亲入深山督办采木事宜,但不幸染病,逝于任上。嘉靖帝感其“忠勤可悯”,追赠王重光为太仆寺少卿。王重光在科举和为官上都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加上皇帝赠恤,更是加深了其对子孙后世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了新城王氏的声名,至此家族已显崛起之势。 明朝中晚期,新城王氏的发展到达鼎峰。五、六两代族人不仅科举兴盛,并且身居高位、达官显宦者众多,时称“王半朝”。其中以王之垣、王象乾父子声名最大,影响最深。王之垣于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授荆州府推官。在政治上,他以办案严明,不畏权贵而闻名,追随首辅张居正多年,得其信任后官运通达,平步青云。而在张居正死后,王之垣急流勇退,疏乞归省。这一举动也使其和家族避免了在“倒张(居正)风潮”中被清算。足以见其政治敏感性之高,为家族的发展与延续提供了助益。 其长子王象乾于隆庆五年中进士,历仕五朝,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总督多地军务,宦仕生涯长达六十余年,是新城王氏中官职最高、政治影响最大的人物。《新城县志》曾载“象乾任,则边衅宁;象乾离,则边衅起”,可见其在稳固边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威望极高。经过两世积累,新城王氏成功跻身名门。明人陈继孺曾称颂道:“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足见当时其家族声名显赫,风光无二。   图:王象乾   然而到了明清易代时期,战火频发,时局动荡,新城王氏遭遇了三次劫难,使其从鼎盛迅速衰落。这三次劫难分别是“辛未之难”、“壬午之难”和“甲申之变”,其间新城先后被攻陷两次,而王氏一族抱着守卫家国的情怀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仅壬午之难便殉国33人。经过这三次战乱,新城王氏折损大量青壮年人才,而他们本处于人生发展的蓬勃时期。家族遭受重创,迅速凋零。 入清之后,饱含疮痍的新城王氏在第八代族人的努力下又逐渐显现回光返照之势。虽然科举功名已难复往日兴盛,但其家族在文学上却到达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王士禄、王士禛兄弟。他们在清初并称“二王”,名震文坛。清代著名诗人赵执信曾云:“我朝以诗文书画致身通显者有人焉。二王先生,众谓之无愧者已。”可见兄弟二人文学造诣之高,为世人所认可。王士禛更是以四章《秋柳诗》闻名天下,被誉为“一代诗宗”,并因此获得康熙帝的青睐。新城王氏的文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图:王士禛   不过这种回光返照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自二王兄弟之后,新城王氏再无显赫名人出现。这也与其家族精神的改变有关。明末的浩劫给王氏一族带来巨大的精神摧残,他们从最初的积极入仕,转为消极避世,不再追求功名。而在封建社会,仕宦发达往往是维持世家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家族便无法保持长盛,于是逐渐趋于没落。但新城王氏在清初的文学兴盛,也足以印证其家族底蕴深厚,文化传统优异。   家族文化:兼并儒、佛、道 在几百年的演进过程中,新城王氏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家族文化——以儒学为根本,兼通佛道二学。 首先是以儒家立身。儒学思想讲究“修身齐家”,而出身匠籍的新城王氏也深知治学与修身的重要性,这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关键所在。王重光就曾在《太仆家训》中告诫子孙“存道义之心”,“言读书之言”,从道德规范和文化要求两个层面对族人做出约束。其子王之垣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宗族化建设和规范。他兴建宗祠,兴修族谱,设置义田,建立族约,令家族凝聚力更强,并使王氏家训更加具体地落实到每位族人的行为准则上。此外,王之垣还将忠孝、恭勤、敦睦等伦理规范加入进来,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为根本的家族文化体系。 这种儒风在新城王氏族人的为人、为官上多有体现。诸如王之垣惩办辽王属下杀人一案。当时王之垣初入仕途,就遇到辽王仗势不法,纵容属下杀害府吏的事件。王之垣依法办案,坚决羁押查办了14名涉事人员,也因此激怒辽王,深陷危局。但他仍不为所动,只是将家人安置在亲属处后,便同州官会审此案,最终将首犯“军一徙五”,辽王也“怒无所施”。其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这正是儒家“忠勤”观念的体现。另外,在明末的数次劫难中,从新城王氏族人拼死抵抗、守卫家国的行为上也不难看出其忠君爱国的儒学表现。可见儒家文化对其家族影响深远,实为其立身之本。 其次是思想上出入佛、道,此乃其家族文化的第二大特征。佛教思想向来在新城王氏的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典型如王象晋,其归纳整理了宋代十七家金刚经阐解,融汇众家精华,还原佛学经典《金刚经》的宗旨,进而著成《金刚经直解》。在晚年他还将《迪吉录》中关于善恶报应的内容划分类别,加以自己的生平见闻,编成《普渡慈航》,这种善恶报应的观念便体现了新城王氏的佛教信仰。 新城王氏的道家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养生方面。其养生理论以清心寡欲,修身养性为要,注重气息的调养,以达到精神充沛,远离疾病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家族摒弃了传统道教炼服丹药以求长生的迷信,而追求修养心性,精神超越的内丹学。其道家思想信奉内在心性与外在修为有必然的联系。王之垣曾在《炳烛编》中提到:“心本可静,事触则动,动之吉为君子,动之凶为小人。”此句便可印证。 从新城王氏所吸纳的儒、佛、道思想中不难发现其内在的关联,“善恶有报”的佛学思想和“修养心性”的道学思想无不体现在了“忠勤为本”的儒学处世准则上,三者互相支撑,融会贯通。 纵观新城王氏的家族历史,不难窥见其坚定笃实的发展步伐,而战火洗劫却破坏了这样的节奏。或许命运之无常令人惋惜,但这未尝不是一种家族选择的结果。他们用鲜血捍卫着“忠勤为本”的家族文化。如若没有这样的精神和胆量,也便成为不了一个大世族。     参考文献: [1]贺琴.明清时期山左新城王氏家族文学研究[D].山东大学,2015. [2]何成.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D].山东大学,2002. [3]王焕文.新城王氏家规家训的形成与发展[J].寻根,2017,(5):70-76. [4]图片来源:趣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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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豪门,四姓之首——吴郡顾氏
时光故事汇
吴郡,中国古代郡名,原属会稽郡辖区,后在东汉时期划分设立,所辖属县13个,分布在今浙江、江苏一带。由于朝代的更替变迁,吴郡的区域划分也多次更迭。春秋战国时期该地曾隶属吴国,越王勾践灭吴后归并为越地。而后秦统一六国,在原吴越地域设置了会稽郡,所辖属县26个。直至东汉永建四年,分会稽郡内钱塘江以西部分为吴郡,此时吴郡才真正被划分出来。据文献记载,吴郡风景秀丽,民风淳朴,培育了大批文人墨客。吴郡顾氏家族便发源于此。 根据《史记》和《吴越春秋》记载,吴郡顾氏为越王勾践七世孙摇汉之后。先祖因功封赏顾邑,于是子孙便以顾为姓,逐渐发展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江东地区的大世族。吴郡顾氏与陆氏、朱氏和张氏家族并称为“吴郡四姓”,其中顾氏为四大家族之首。该家族历经孙吴、东晋、宋、齐、梁、陈数朝,绵延三百余年,经数十代人,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都颇有成就,是江东本土世族的代表。   兴衰起落,变化无常 吴郡顾氏家族的兴起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背景。彼时孙权欲平定江东豪强以建立政权,在其兄长孙策被吴郡都尉许贡的门客击伤而死后,放弃了以武力诛杀江东豪强的手段,转而采取与江东大族合作的策略。这一时期的世族大家与皇权之间互利共生、互相依赖,皇权在大家族的支持下得以稳固,而大家族因皇室的帮衬更加兴盛。在这样的背景下,吴郡顾氏作为江东大族的代表进入了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治中心。 在孙吴政权持续的五十二年间,来自吴郡顾氏的顾雍便担任丞相长达十九年。据史料记载,顾雍德行端正,忠君忧国,时常走访民间体恤民情,推贤举能不问出身。在他任宰相期间,江东地区国泰民安,无战乱杀戮之难,也无苛税徭役之苦。如此功绩使顾雍位高权重,深受孙权信任,顾氏家族也因此享尽荣华尊贵,顾氏家族的繁荣发展到鼎峰。家族子弟多有担任朝中重臣,风光一时无二。顾雍的儿子顾邵更是与皇室结为姻亲,进一步巩固了吴郡顾氏的豪门地位。 但随着东吴政权的消亡,吴郡顾氏失去了长期以来的政治依附,家族形式急转直下。西晋时期,国家的政治中心转移至北方洛阳,吴郡顾氏家族的发展面临着不容乐观的局面。如果北上,虽然能继续入仕为家族复兴谋求一个机会,但也可能要忍受北方人和新政权的猜忌与提防。如果留守江东,家族荣耀将会随时间流逝而消失殆尽。吴郡顾氏第三世顾荣最终选择了北上入仕,但在备受排挤和嘲讽的环境下,顾荣开始消极为政,并最终返回吴地。 不过后来北方政权南渡,朝廷想要稳定江东局势,顾荣作为江东大世族的代表顺势与朝廷合作,为家族在新政权下赢得一席地位。吴郡顾氏从低迷的局面中复苏过来,迎来了一个小繁盛的时期。顾荣和其后人先后在朝为官,立下功劳。但是这种繁盛远远无法与东吴时期相比,新政权对江东各族仍有所忌惮,东晋后期,江东士族子弟只能担任有名无实的官职,朝廷要臣已被北方大族垄断,吴郡顾氏的发展举步维艰。 后来吴郡顾氏历经南、北、宋、齐、梁、陈等朝代,虽仍不乏入仕为官、德行兼备的人才,但已经难以挽回家族衰落的颓势,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学者郭雨霞认为吴郡顾氏的衰落有三个原因。一是因为东晋政权南渡后北方乔迁世族的实力强劲,江东世族整体政治地位下降;二是因为吴郡顾氏家族一贯沿袭谨慎保守的家族特质,没能另辟蹊径恢复盛况;三是因为常年战乱使许多家族不得不被迫迁徙,吴郡顾氏也因此失去了独有的家世基础和优势。 在时局变幻莫测,朝代更替迅速的情形下,一个世族大家的兴衰起落也随之变化无常。但难能可贵的是吴郡顾氏无论处于怎样的情形中,族人总能保持庄重得体、忠心事主、清廉耿直的心性,这与吴郡顾氏代代传承的传统儒学家风关系密切。   儒学风采,立为家风 著名史学家钱穆曾说:“一个大门第,决非全赖于外在之权势与财力,而能保泰持盈达于数百年之久;更非清虚与奢汰,所能使闺门雍睦,子弟循谨,维持此门户于不衰。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由此可见家学家风在世家大族的延续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儒学是不可忽略的起源。 吴郡顾氏家风就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据史料记载,其家族最迟从东汉时期便已儒化。族人虽无儒学专著,但从处事风格、为人做派上来看,皆有儒士风采,并注重对儒家教化的推行与传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属东吴时期的顾雍,他也是吴郡顾氏家风的奠基者。 图:顾雍画像 在政治上,顾雍秉持着儒家仁义治国的思想。当时社会等级观念严重,政治权力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寒门学子没有入仕之道。但顾雍打破了地域和等级偏见,善用贤人不问出身,时刻遵循着儒家以国为重和摈弃私利的思想观念。其子顾邵也延续了父亲的儒风,他在出任豫章郡守时,“小吏资质佳者,辄令就学,择其先进,擢置右职,举善以教,风化大行”,可见其选人用人的标准同样不以出身为准。这种德行就这样代代传承下来,史料文献也多有记载吴郡顾氏的后世推贤举能的事迹。 在家教上,顾雍严格要求其子孙恪守礼法,举止得当,不可破坏家风。《三国志》记载过一则轶事:当时孙权嫁侄女,场合极为热闹,顾雍的孙子顾谭“醉酒,三起舞,舞不知止”。第二天顾雍便严厉训斥顾谭仗着皇家的恩宠而忘记了尊敬,缺乏谦逊与庄重。 在顾雍以身作则践行儒士标准,以及注重礼仪德行的教化之下,吴郡顾氏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仁智的门风。学者何启民在《中古门第论集》中评价吴郡顾氏家风:“在责已深,待人厚,侍君忠,为主分忧,而不见己功的门风下,顾氏子弟有一种特殊的风格,适当地收敛,非但仁,而且智。”   艺术成就,留名千古 在良好的家族教育下,吴郡顾氏也取得了不俗的艺术成就。家族逐渐走向没落时,吴郡顾氏虽然在政治上不再辉煌,但在艺术领域却焕发生机。 在诸多艺术门类中,吴郡顾氏在绘画方面取得的成就最高。东晋时期的顾恺之代表着当时画艺的最高水平,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合称“六朝四大家”。他擅长肖像、历史人物、山水、禽兽等题材,在中国古代画史上声名显赫。顾恺之最著名的画作要数根据曹植名篇《洛神赋》而作的《洛神赋图》,此图细致而有层次地描绘出曹植与洛神纯洁的爱情故事。同时,顾恺之还创造了“以形写神,迁想妙得”的绘画理论,存有《魏晋胜流画赞》、《论画》、《画云台山记》3篇画论,为中国传统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图:顾恺之《洛神赋图》   《晋书》上记载着一则顾恺之的奇闻轶事:相传,顾恺之曾倾慕于邻家女子,求爱不得后顾恺之便为女子作一画挂于墙上,以钉刺其胸口,女子便感到胸闷难受,直到女子答应求爱后,顾恺之才拔掉钉子,女子随后也痊愈了。这则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被记录于正史中实属罕见,这也说明了顾恺之的绘画之传神、逼真为世人所惊叹。自顾恺之后,直至明清时期,吴郡顾氏家族中先后涌现出如顾宝先、顾骏之、顾景秀、顾野王等绘画名家,画艺精湛,留名青史。 除了绘画,吴郡顾氏在书法和音乐上也有所成就。由于年代久远、战乱不断,吴郡顾氏的书法作品少有存世,但是根据史料的描述,顾氏书法以草书为主,诸如顾琛、顾宝先、顾野王等人的书法均在当时书法界留有姓名。在音乐上,据文献推断吴郡顾氏家族历来有爱好音乐、学习音乐的传统。《世说新语》记载了蔡洪对顾荣的音乐评价:“顾彦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龙章”,充分肯定了顾荣在音乐和乐理上的成就。 透过吴郡顾氏的演进历史,我们不难窥见一个大家族在政治更迭、战事不断的情形下的无奈,其兴衰起落,身不由己。但也不难发现,良好的家风和家教是不会被消灭的精神财富,它支撑着整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家族的延续。     参考文献: [1]郭雨霞.六朝吴郡顾氏家族文化与文学研究[D].西南大学,2021. [2]王永平.略论六朝时期吴郡顾氏的家风与家学[J].洛阳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1):21-25. [3]肖溱.魏晋南朝吴郡顾氏家族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7. [4]许占凤.吴郡顾氏家族与两晋政治[D].江西师范大学,2013. [5]百度百科.顾恺之 [6]图片来源:中国历代人物数据图像库、趣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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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于全豫”——明清时期的新安吕氏
时光故事汇
吕氏,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相传吕氏先祖本姓姜,为炎帝后裔,因功封赏于吕,后世便以吕为姓。随着历史变迁、世系发展,吕氏分散广泛,具有纷繁众多的支系。其中定居于河南新安的吕氏一族在明清两代熠熠生辉,成为当地最负盛名的世家大族,有着“学术之醇、科举之盛,甲于全豫”的美誉。   家族演进 新安吕氏实际上是名门之后,其演进历程跟随朝代更替、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变化,先后经历崛起、中衰、振兴和衰落四个阶段,在历史长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新安吕氏宗谱》记载,新安吕氏是宋代中原吕氏的一支脉。中原吕氏曾经也是名噪一时的世家望族,培养了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位宰辅。家族在北宋时期到达鼎盛,风光无二。然而中原吕氏却成为了宋代新旧党争的牺牲品,再加上北宋末年战事频发,中原吕氏一族被迫颠沛流离,散落各地。随着改朝换代,时局变化,吕氏后裔不得不重新开始发展。 其中新安吕氏一支在定居河南之后便开始以耕读为业,历经几世积累,逐渐在明朝万历年间崛起。成功实现由耕读向仕宦转变的第一人是吕维祺,他于万历四十一年进士及第,后官至兵部尚书,是家族中唯一一位一品大臣。吕维祺一生端正清廉,心系百姓,不仅在为官期间秉公执法,“不徇嘱枉一狱”,而且还热衷慈善,救济他人。据史料记载,天启六年新安大旱,瘟疫流行。吕维祺与父亲捐钱捐粮,免除了三十多户灾民欠下的钱粮,后来还组织设立饭场,“粥活万余人”。吕维祺的种种善举使其深受邻里百姓的拥护爱戴,为新安吕氏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望,奠定了家族基础。   图:吕维祺   然而明朝末年时局动乱,先是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集团祸乱朝纲,后是民间起义风波不断,吕维祺和新安吕氏的命运如浮萍般在乱世中起伏不定。时间回到万历四十八年,吕维祺本来仕途顺畅一路擢升,但是魏忠贤集团也在此时获取了皇帝的信任,开始打压朝野众臣,吕维祺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污,便毅然辞官归隐。直到崇祯元年,他才重回朝野。由于其刚正不阿,政绩卓著,崇祯颇为赏识,于是吕维祺重新叱咤官场,成为明朝末世的显赫重臣。但是大厦将倾,一木难支,吕维祺也不能挽救明朝消亡的局面。崇祯十四年,李自成的起义军攻陷洛阳,吕维祺“从容引颈就刃”,以身殉国,他的两个弟弟和部分族人也于同年殉难。此后,吕氏族人四处逃难,居无定所。新安吕氏在经历短暂的兴起之后,迅速沉寂下来,从此进入长达近五十年的中衰期。 清初局势稳定一些后,于战乱中幸存的吕氏族人又回到了新安定居,凭借之前的家族根基,新安吕氏逐渐显现振兴之势,最终在康乾盛世的百余年间达到鼎盛。而新安吕氏的振兴离不开清朝廷的助益。彼时清朝廷急需恢复社会秩序,争取与汉人合作,稳定民心。新安吕氏正是一个绝佳的合作对象。首先新安吕氏在当地声望极高,民心所向;其次吕维祺并非殉难于对抗清廷的战争中,而是殉难于农民起义,与新统治者间没有深刻的矛盾。于是新安吕氏获得了清朝廷的认可,吕维祺先后被纳入山东、南京和中原地区的乡贤、名宦祠,新安吕氏的社会声望得到进一步提升。此外,清朝廷还破格重用了吕维祺的儿子吕兆琳,后者官至京师监察御史。在官方的扶持下,新安吕氏重振家业,家族地位和名望得以回升。 清康熙之后,新安吕氏科甲蝉联,连续五世考取进士,晋身仕途,并且文学发展也走向繁荣兴盛。据记载,到乾隆年间,新安吕氏一共培养了22名举人,8名进士,占新安县进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最为闻名的是吕履恒、吕谦恒兄弟二人,他们不仅仕途显赫,并且文才不凡,有“新安二吕并重于时”的美誉。时人还将吕履恒的诗文成就纳入中原文坛领袖之列,可见其文学造诣之高。在新安吕氏兄弟和其族人共同的努力下,家族的文化发展占据了新安地区的核心地位,业已成为声名鹊起的文宦世家。 不过在清嘉庆之后,清王朝逐渐走向衰亡,新安吕氏也逐渐沉寂于历史洪流。孟子曾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新安吕氏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在历经五世辉煌之后,其家族在仕途和文学方面均出现断崖式下滑,远远不如前代。据《丙辰续宗谱原序》记载,当时新安吕氏整族在三十年间共新增了七百余人,但仅有5人中举,无一人中进士,可见其家族发展颓势尽显。 尽管新安吕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曾经的辉煌仍然昭示着这个家族拥有良好的精神风貌,这当中离不开良好的家教与家风。   家教和家风 新安吕氏的家族教育和其家风显现出典型的儒学特征,主要体现在修身、忠义、孝悌三个方面。 首先是修身。这是儒学中最为基础的要求。新安吕氏家族的奠基者吕维祺就曾在《谕子十则》中强调:“读书要存心养性,明道理,处为真儒,出为名士,非为取科第之阶梯而已。”他认为读书的目的不完全只是为了考取功名,更重要的是修身养性,学做真儒名士。此外,他还在言语、饮食和控制情绪等方面对家族子弟做了进一步规范,要求族人严禁吃喝嫖赌,切勿争强好胜、任性动怒。这些修身之学为后世子孙的为人处世设立了准则,也为家族良好的家学风气打下了基础。 其次是忠义。忠义代表的是一种儒家气节和道义。新安吕氏族人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忠烈正是最好的证明。明朝覆灭之际,吕维祺原本有机会逃脱起义军的追杀,但他仍选择大义赴死,以身殉国,其忠君爱国之心昭然可见。吕维祺之后,吕氏族人也多有这样的表现。在清朝嘉庆年间,教匪起义攻陷滑县。时任滑县教谕的吕秉钧仍然坚守城寨,与贼寇斡旋数日,为官兵争取时间。最终吕秉钧和家中十七口人均为教匪杀害,为国殉难。还有吕耀,曾先后担任运输漕粮一类的职务七年,直到六十五岁还奉命运送粮食赈济灾民,最终却累死任上。他们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往往舍生取义,置生死于度外,坚守忠义的儒家本心。同时也为世人展示了一个大家族忠烈之至的精神风貌。 最后是孝悌。儒家注重宗法传承,孝悌代表的正是建立在宗亲血缘之上的真挚情感。自新安吕氏发展之初,孝义就是传家之根本。据记载,新安吕氏第八世吕孔学对母亲便是百般孝顺。凡收到馈赠的食物,吕孔学必先带给母亲品尝。并且每到五更天都要查看母亲是否安然入睡,然后才退下。第九世吕维祺更是一生都致力于解读《孝经》,先后著成《孝经本义》、《孝经大全》等,并且身体力行践行孝道,侍奉父母不肯怠慢。还有吕瓒,在母亲生病时尽心照料,不论严寒酷暑还是三更半夜都以侍奉母亲为先……此等孝悌之事在新安吕氏一族中不胜枚举。可以说,孝悌观念早已根植于新安吕氏的发展命脉之中,在家族内部蔚然成风。 一个大家族不仅需要科举来维持其发展延续,更需要优秀门风来作为精神支撑。新安吕氏便是通过坚定执行修身、忠义、孝悌的儒道,终成“甲于全豫”的儒宦世家。 纵观新安吕氏的发展历程,其兴衰演进的两百余年正好与社会时局变化的步伐大致相同,为世人展示了家族命运与社会变迁之间强烈关联。而其坚守的儒道家风则给后世留下了良好的模范标本。历史如明镜,新安吕氏留下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参考与学习。     参考文献: [1]高险峰.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2012. [2]郭微.甲于全豫--明清新安吕氏家族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14. [3]高险峰.明清新安吕氏家族教育探析[J].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1(1):77-80. [4]马凌.试论明清时期新安吕氏家族的家风[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7(2):5-9. [5]图片来源:全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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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之后的巴蜀文化
时光故事汇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 在李白的《蜀道难》中,秦蜀长久以来都不与外界相通。虽然这是一种为了突出过蜀道的艰难而夸张的说法,但在秦统一巴蜀地区以后,此地确实鲜有战事发生。文天祥也曾感慨:“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戈”。 细心的朋友不难发现,“秦统一巴蜀”是一大历史转折点。公元前316年,秦政权为了完成统一大业,先后灭了巴国与蜀国,统一了巴蜀地区。此后巴蜀就长期处于平稳状态,少有兵戈。 图:秦灭巴蜀之战 然而这一历史转折,也意外成为了巴蜀文明的转折。在此之前,古蜀文明作为华夏文明的起源之一,存续了两千多年。秦统一巴蜀后,古蜀文明就湮灭了。 不过巴蜀地区的文化发展没有就此断绝,在封闭的自然环境保障下,巴蜀文化在秦汉后期再度崛起,并持续发展至今。那么秦汉之后的巴蜀文化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图:蜀南竹海日出 ;图源:摄图网   移民文化 我们之前讲到古蜀文化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地域文化,而秦汉以后的巴蜀文化则是一种移民文化。 秦灭巴蜀后,掌握了巴蜀地区的实际控制权。秦政府在当地大力推行了秦文化,并以中央政府的管理模式来管辖和建设巴蜀。许多北方移民也在这时涌入巴蜀。这使得巴蜀地区原本的文字、语言、习俗等都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古蜀文明渐渐就衰落了。据考证,在西汉早、中期时,具有古蜀特色的传统墓葬、花纹图案、器皿器物已经急剧减少,甚至消亡。 虽然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但外来文化想要在一个地域形成主导也并非一蹴而就的。所以在古蜀文明消逝而中原文化还未扎根的这一时期,巴蜀地区的文明处于一个混沌状态,可以说巴蜀文化在这段时间内发生了断裂。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一时期的史料曾有“时(巴蜀)人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蜀地辟陋有蛮夷风”的记载。 不过自秦汉开始,中央政权就没有放弃对巴蜀地区的开发与建设,随着都江堰的建成、文化教育的兴起,巴蜀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一路猛进,移民而来的中原文化终于在此地生根发芽。这里不仅在经济上取代关中成为“天府之国”,而且在文化上成为了全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与孔孟之乡“齐鲁”并驾齐驱,时有“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之说。 图:维护都江堰 除了移民文化之外,巴蜀地区还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仙道文化。   仙道文化 实际上,道教的思想复杂多端,且起源并不单一,但无人能否定巴蜀地区是道教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且与古蜀文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尽管古蜀文明在秦灭巴蜀之后消亡了,但其残存的一些文化特质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道教的发展。比如对神灵的崇拜和对长生不老的向往。据学者蒙文通考证,上古奇书《山海经》正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而《山海经》中的许多神话和宗教信仰都被道教文化所汲取了。典型如《山海经》中所提到的黄帝与西王母,后来都成为了道教所供奉的重要神仙。另外,道教中最重要的长生信仰也与《山海经》中“饮丹水而不死”、“登昆仑而不死”等神话的主旨内涵不谋而合。 图:山海经 图:道教崇奉的神明——西王母 此外,巴蜀地区还是早期道教政治实践的根据地。比如道教最早的派别之一——五斗米道,就起源于巴蜀,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领导者的政治纲领。时东汉末年,中原割据,军阀张鲁占领汉中(属巴蜀范畴),并在此以五斗米道来实行政治管理。他不仅宽待“行路者”,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米肉粮食,还对犯法者宽惠三次,如若再犯,才加以严惩。这一系列的政策不仅使巴蜀成为人民避难的“乐土”,还让五斗米道扩大了影响,奠定了巴蜀仙道文化的发展基础,同时也是道教在政治实践上的一次突破性尝试。 图:张鲁画像 尽管巴蜀文化曾在秦统一巴蜀之后发生了断裂,但其又在中央政权的支持下再度崛起,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特色。时至今日,天府之国的美名仍然响彻神州大地,相信巴蜀文化必将源源不断地发散出新的生命力。   参考资料: [1] 何俊华. 论巴蜀文化在秦汉时期的断裂与崛起[J]. 文史杂志,2017(5):67-73. [2] 卿希泰. 道教在巴蜀初探(上)[J]. 社会科学研究,2004(5):59-65. [3] 卿希泰. 道教在巴蜀初探(下)[J]. 社会科学研究,2004(6):58-65. [4] 图片来源:趣历史、全历史、摄图网   免责声明:部分插图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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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继胜的两个收音机
家族回忆录
1953年的春天,大概是四五月份,那年我10岁,第一次见到真的收音机,实实在在的,不是听说来的。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堂哥拿着自己做的收音机来找我: “你想不想要收音机哇,我给你做一个?” “好哇!”见到这么个稀奇玩意我很高兴,(笑)堂哥还教我怎么放,放的什么节目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当时对收音机还是蛮感兴趣的。堂哥的收音机很简陋,电线还露在外面,我觉得收音机需要个盒子,当天晚上就找爸爸妈妈要了点钱,说要去买木板做收音机的盒子。 图:老式收音机  图源:摄图网 那时候只听人讲过收音机可以听广播,小盒子里面能放出声音来。村里有点见识的人说听收音机就是时髦,大家也觉得那是新奇玩意。村里的大多数家庭以务农为主,那时候都是农村合作社,大家一天到晚都忙着干活啊,很少有人会听收音机,也就只当个事儿聊聊天。我的爸爸妈妈在我六七岁的时候就没有下田干活了,他们用攒的钱买了一艘小船,整天都在汉江河上,帮人渡船过河还有运送货物赚点钱。河上的船大多数都是乌篷船,下雨也可以出去,等我再长大一些爸爸妈妈才允许我上船一起运货。 汉江河就是汉江,我们那里人都这么叫,村子离河堤不远,大部分人都是一直住在那的,没出过远门。 图:汉江与长江交汇处  图源:摄图网 小时候爸爸妈妈没时间照顾我和两个弟弟,所以就把奶奶接到家里,让奶奶和我们住在一块。奶奶不像爸妈管得那么严,下了学我就经常去找堂哥玩,堂哥家和我们家离得很近,都是一个村子的。堂哥大我三岁,我们一起读过私塾,就是村里有点学问的人开个小班当老师,发几本语文书让我们读,到了上学的年龄就去镇上念书了。 那个时候堂哥还是蛮聪明的,后来还当了老师,在镇上教书。在我们那个年代,当老师就说明是有文化的人,受人尊敬的。堂哥应该就是在镇上念书的时候学会做收音机的,没人专门教,照着课本上的路线图买了电阻、电容、二极管……自己组装起来的。看着他做收音机好像特别轻松、特别简单,就几个电阻电容摆弄几下就做好了。 堂哥说要给我做收音机的第二天我就去买了木板。买木板的那个地方叫马口,从家到那里有七八里路。那时候没什么交通工具,就是走路。从家里出发穿过别人家的院子走小路,都是泥巴路不好走哇,那时候年纪也不大,走一趟就是三个小时,往返就要花六个小时。中间还要渡汉江河,河边船很多,不用等,随时都有,水流缓点大概三四分钟就过去了,水流急了,就要六七分钟。 图:如今的汉江江景  图源:摄图网 之前家里一个叔叔在马口卖油炸豆腐就跟着他去过一次马口镇,刚下河堤我就看见有人在那卖拆了旧房子剩下的木料,于是做收音机的时候就想到来这买木板。以前的房子不像现在这样砖啊瓦啊,都是木板子敲起来的,(屋顶)上面都是亭子、三角的架子搞的,都是像那样的板子,我们老家房子原先都是那样子。我就挑了一块板子,大概两米高。买了块板子回来呢,(笑)我那个堂哥就蛮高兴: “哦呦!阔得阔得,这个板子阔以啊!” 应该是用锯子吧,我那个堂哥就比划了一下,锯了几条长边几条窄边钉起来,做出一个没有顶的盒子。我在两个窄边的木板上钻了两个孔,(用手比划)拿线穿过去就可以提起来。堂哥还去给我买了个纸质的小喇叭装在收音机上。 我把我的收音机放在床边,(笑)晚上睡觉前会听一听。收音机只能听一个台,中央台吧,农村信号也不好,搜别的台会串音啊,听不清楚,要不就是听一会就没声音了。 我们小时候没什么玩具,童年时代的娱乐就是在田野里捉捉蚂蚱、编编草绳,原来和两个弟弟放学的时候在路上边走边玩,拖个一两个小时才回家。有了这个小收音机以后,我们放学立马就回家,搬个小板凳围在一起听。 图:老式收音机  图源:摄图网 一年以后,县广播站出资给每家门口都安了广播,每天定点播新闻、讲农村里发生的事,于是这个小收音机就被搁置了,我们也没有再听过了。 高中毕业之后,我去当了工程兵,离开汉川跟着部队修路、打坑道。虽然结婚生小孩是在汉川老家,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待在部队里,很少回家。部队转业前有传闻说我们是准备去越南支援越战的,后来有人泄密就没去成,但也能留在湖北了,不会离家太远。 到了1970年,国家准备建设江汉油田作为战备油田,我们两万五千多军人转业来到这里开发油田。开头就跟着大庆油田调过来的工程师一起搞开发,他们比我们有经验。当时我们是第一批部队,后面陆陆续续又来了不少人。我们刚来的时候江汉油田就是一片沼泽荒地,生活条件也艰苦啊,比在农村还要辛苦。 图:江汉平原俯瞰图 我们一边建楼房一边钻井采油,大家晚上都睡临时搭建起来的芦席棚里,就是芦苇搭起来的棚子,建好楼房才住到单身楼里。那个时候白天干活很累,到了晚上基本就休息了,大家也没什么钱,没什么娱乐活动。睡在我旁边的一个队友有一个收音机,我有时候就跟着他听一听,自己舍不得买,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四十来块钱,还要攒钱养家。那个时候一年能回家回汉川一两次,回去一趟路上就要一两天。 在1979年底大家都陆陆续续地接家,我也把家里人从汉川都接来了油田,我们一家人住在红旗码头,这边也靠着河堤。这河是汉江的一个支流,没有汉江河那么宽,水流也没那么急。那个时候家人接过来没有地方住啊,也只能住在芦席棚里,用几块板子隔一下,一家人就住在一个单元里。一年以后才搬到建好的楼房里。住在简陋的棚子里,平时娱乐活动很少,邻居之间聊聊天啊就这样。但是有的时候呢,会有人来工作单位的广场放露天电影,大家从住的地方搬个板凳来看。单位的活动室还有一台小电视机,二三十平米的小房间周末有很多人挤着看电视。 图:老电视  图源:摄图网 家里大姑娘已经上小学了,二姑娘还没到上学的年级,最小的儿子还不会说话。大姑娘和二姑娘有时候跟着大人去看看电视,回到家里就比较无聊了,没有什么可以玩的。我想着孩子们也是玩的年纪啊,家里离单位也有个一公里路,两个姑娘总是去单位里也不方便,那时候又没有钱买电视啊,就还是买了一个收音机,蝴蝶牌的。那时候广播的花样就多了,有放音乐的、有播新闻的、还有放歌曲的……在家里给姑娘放讲故事的广播,我记得当时早上、中午、晚上都有,印象最深的是中央台的《小喇叭》。大姑娘很喜欢听故事,(笑)听完了还手舞足蹈地跟我们讲。见到熟人就说: “我会讲故事,你要听我讲个故事吗?” 我平时早上起来会用这个收音机听听新闻再去上班,晚上睡觉前有时候也会听一会。这是我的第二个收音机,也是最后一个,以后再也没有买过收音机了。离第一个堂哥给我做的收音机已经过去了26年了哇。 买了第二个收音机之后过了两三年,家家户户就开始流行起了收录机。磁带也流行起来。 后来在几次搬家过程中这个收音机就弄丢了,不知道跑哪去了。     图片来源:摄图网、全历史 免责声明:部分插图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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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有新发现?古蜀文明大揭秘
时光故事汇
大家还记得在虎年春晚上惊艳亮相的青铜大面具吗?它在2021年6月23日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是目前遗址中已知的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青铜面具,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 图: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 而在今年6月份,三星堆遗址考古又公布了新的发现——新发掘的6座祭祀坑共计出土文物近13000件,其中相对完整的有3155件。文物中包括大量精美的金器、青铜、玉器和象牙制品,较为典型的有“金面具、铜顶尊跪坐人像、铜盘龙器盖、神树纹玉琮”等。并且这6座坑中有4座都埋葬于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至3000年。 图: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 ;图源:摄图网 自1929年三星堆文物被村民发现以来,这片古蜀都邑遗址带给我们了一个又一个惊喜,为我们还原了古蜀地区在青铜时代灿烂而先进的文明。 那么古蜀文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文明呢?它又具有怎样的特征?   古蜀文明的起源 古蜀文明存在的时间大约是从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2000年前的西汉初期。这是一种在“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下生成的文明,而不是由外来文明迁移来的,其具有原生的性质。它的形成与古蜀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息息相关。 所谓“古蜀地区”,从考古的角度上来说,指的是如今四川西部的成都平原,因为构成古蜀文化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三星堆文化(距今约4000—3200年)和十二桥文化(距今约3200—2600年)的核心都分布在这一地带。 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1.68万平方公里,其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水流丰富,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为孕育繁荣的文明提供了温床。 图:都江堰——位于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 不过,早在远古时代,成都平原还没有形成如此优渥的自然环境,那时环境湿热、沼泽遍布,常常发生洪涝灾害,以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适应这样的环境。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全球气候愈发干凉,使得成都平原的沼泽、湖泊萎缩,地面逐渐干爽,更加适宜人类居住。并且新石器晚期的人类生产力水平提高,可以建造房屋和筑设堤防以应对环境变化,于是古蜀先民开始从四川盆地周围地势较高的地区转移至平原腹地居住。频繁的人类活动也就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文明。 图:蜀地   古蜀文明的特征 古蜀文明有三种比较典型的特征,体现在其居民的生产生活、国家性质和文化特性方面。 首先是与当地生态环境协调的生产、生活方式。当时,在岷江和沱江这两条河流及其支流的作用下,成都平原上形成了多个冲积扇,上面的土壤肥沃疏松,非常适宜耕地。再加上古蜀地区的地理气候环境属亚热带低地,有益于农作物生长,所以农耕文明发展迅速。古蜀人逐渐形成了一种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生产方式。 另外,由于降水量丰富,古蜀地区时常发生洪涝灾害。于是当时的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高地上居住,来避免洪水的冲击。根据考古发现,古蜀人还利用木、竹与泥土筑墙,并在高地上建造城寨,这些措施都是对洪涝灾害的有效防御,体现出古蜀人民的生活智慧。 图:冲击平原地貌 其次是形成了对宗教、神明崇拜的政治体系。这一特征的代表当属三星堆文化繁荣的时期。那时的三星堆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并且形成了具有国家性质的政治体系。从目前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发现,三星堆经常举行大型祭祀活动,以彰显主持者(宗教首领)的话语权威。文物中还有象征着王权的权杖、打仗用的兵器、祭祀用的礼器等,这些都反映着神权政体的形成。同时,文物上的各种图案、花纹、符号等又显示出他们对神明、图腾的信仰和崇拜。 图:三星堆出土的象征王权的金杖 图:三星堆出土的商玉边璋是一种祭山的礼器 第三个特征是吸纳多元文化。古蜀文明的主体仍然是本地土著文化,但同时也融合交汇了一些外来文化。根据考古发现,三星堆文化很有可能就是多元文化汇合而成的。比如三星堆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可能来源于南海或东南亚地区;青铜人像、神树以及金杖等器物又与西域古文明有一定关联;另外,出土的铜人中具有十多种不同的脸型,头饰发饰也有区别,这或许是为了区分不同民族和部落的人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祭祀活动和宗教信仰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三星堆文化繁荣的时期具有强大的经济、文化实力,经常举办大型宗教祭祀活动,于是吸引了海内外各地族群前来交往。各种文化在此交汇,就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的局面。 图:三星堆考古发现大量象牙 图: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 不过由于古蜀文明并未留下文字记录,或者是某种文字符号还未被我们破解,所以有许多猜想还不能得到证实。 可见文本记录对一种文明的发掘与解密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家族而言也是如此,文本记录承载着家族的故事,便于家风家学的传承,也能让后代子孙了解家族变迁的历史。 家族事记就是这样一个提供记录家族生活、创建家族树、建设家族圈子的平台,欢迎大家在这里保留下属于家族的美好记忆。   参考资料: [1]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新发现公布 6座坑共计出土编号文物近13000件. 中国新闻网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2/06-13/9778484.shtml [2]沈长云. 论古蜀文明的的起源与其特征[J]. 中华文化论坛,2010(3):35-39. [3]赵殿增. 略论古蜀文明的形态特征[J]. 中华文化论坛,2005(4):26-31. [4]图片来源:趣历史、全历史、摄图网   免责声明:部分插图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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