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使平民难以摆脱其固有阶层。他们往往通过寒窗苦读，科举入仕来改变命运。明清时期的齐鲁望族“新城王氏”便顺应着这样的发展路径，逐步从匠户家庭转变为科宦之家，并在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兼并儒、佛、道三种学派的家族文化。但在数次战乱洗劫下，新城王氏元气大伤，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百年豪门毁于战火，其命运无常，不免令人唏嘘。

家族演进：命运多舛

新城王氏家族皆尊琅琊公王贵为其迁居始祖，他于元朝末年举家迁至山东新城，在此扎根。自王贵始，其家族演进过程遵循崛起、兴盛、衰落的发展轨迹，在明清两代绵延四百余年，历经十余世。

据王象晋《重修王氏族谱序》记载，其家族在四代人的不懈努力下，于明朝中期呈现崛起之势。第一代即始迁祖王贵，其出身匠籍，社会地位低下。但在定居新城后，勤恳劳作，务实本分，逐渐使家庭脱离了贫困，为家族起势打下基础。史料记载，王贵生五子，幼子王伍常常周济饥民，乐善好施，从这也能看出王家到了第二代时已经具有一定经济基础。而王伍也因善举被后人尊称为“植德公”，其发扬了新城王氏的淳厚之风，提升了家族的民间威望。至第三代王麟，家族由匠户开始向文化、科举转型。王麟14岁考中贡生，之后考选永平郡司训，开启了家族的科宦之路。有了前三代族人的奠基，新城王氏第四代在科举和仕途上的发展更进一步。王麟次子王重光于嘉靖二十年中进士，是家族中第一位进士。其一生清廉为官，与民同心，曾在任贵州布政司参议时亲入深山督办采木事宜，但不幸染病，逝于任上。嘉靖帝感其“忠勤可悯”，追赠王重光为太仆寺少卿。王重光在科举和为官上都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加上皇帝赠恤，更是加深了其对子孙后世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了新城王氏的声名，至此家族已显崛起之势。

明朝中晚期，新城王氏的发展到达鼎峰。五、六两代族人不仅科举兴盛，并且身居高位、达官显宦者众多，时称“王半朝”。其中以王之垣、王象乾父子声名最大，影响最深。王之垣于嘉靖四十一年中进士，授荆州府推官。在政治上，他以办案严明，不畏权贵而闻名，追随首辅张居正多年，得其信任后官运通达，平步青云。而在张居正死后，王之垣急流勇退，疏乞归省。这一举动也使其和家族避免了在“倒张（居正）风潮”中被清算。足以见其政治敏感性之高，为家族的发展与延续提供了助益。

其长子王象乾于隆庆五年中进士，历仕五朝，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总督多地军务，宦仕生涯长达六十余年，是新城王氏中官职最高、政治影响最大的人物。《新城县志》曾载“象乾任，则边衅宁；象乾离，则边衅起”，可见其在稳固边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威望极高。经过两世积累，新城王氏成功跻身名门。明人陈继孺曾称颂道:“今海内推乔木世家，首屈新城王氏，名公卿累累，项背相望。”足见当时其家族声名显赫，风光无二。

图：王象乾

然而到了明清易代时期，战火频发，时局动荡，新城王氏遭遇了三次劫难，使其从鼎盛迅速衰落。这三次劫难分别是“辛未之难”、“壬午之难”和“甲申之变”，其间新城先后被攻陷两次，而王氏一族抱着守卫家国的情怀拼死抵抗，伤亡惨重，仅壬午之难便殉国33人。经过这三次战乱，新城王氏折损大量青壮年人才，而他们本处于人生发展的蓬勃时期。家族遭受重创，迅速凋零。

入清之后，饱含疮痍的新城王氏在第八代族人的努力下又逐渐显现回光返照之势。虽然科举功名已难复往日兴盛，但其家族在文学上却到达了新的高度。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王士禄、王士禛兄弟。他们在清初并称“二王”，名震文坛。清代著名诗人赵执信曾云：“我朝以诗文书画致身通显者有人焉。二王先生，众谓之无愧者已。”可见兄弟二人文学造诣之高，为世人所认可。王士禛更是以四章《秋柳诗》闻名天下，被誉为“一代诗宗”，并因此获得康熙帝的青睐。新城王氏的文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图：王士禛

不过这种回光返照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自二王兄弟之后，新城王氏再无显赫名人出现。这也与其家族精神的改变有关。明末的浩劫给王氏一族带来巨大的精神摧残，他们从最初的积极入仕，转为消极避世，不再追求功名。而在封建社会，仕宦发达往往是维持世家地位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上的支持，家族便无法保持长盛，于是逐渐趋于没落。但新城王氏在清初的文学兴盛，也足以印证其家族底蕴深厚，文化传统优异。

家族文化：兼并儒、佛、道

在几百年的演进过程中，新城王氏逐步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家族文化——以儒学为根本，兼通佛道二学。

首先是以儒家立身。儒学思想讲究“修身齐家”，而出身匠籍的新城王氏也深知治学与修身的重要性，这是改变家族命运的关键所在。王重光就曾在《太仆家训》中告诫子孙“存道义之心”，“言读书之言”，从道德规范和文化要求两个层面对族人做出约束。其子王之垣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宗族化建设和规范。他兴建宗祠，兴修族谱，设置义田，建立族约，令家族凝聚力更强，并使王氏家训更加具体地落实到每位族人的行为准则上。此外，王之垣还将忠孝、恭勤、敦睦等伦理规范加入进来，逐渐形成了一套以儒学为根本的家族文化体系。

这种儒风在新城王氏族人的为人、为官上多有体现。诸如王之垣惩办辽王属下杀人一案。当时王之垣初入仕途，就遇到辽王仗势不法，纵容属下杀害府吏的事件。王之垣依法办案，坚决羁押查办了14名涉事人员，也因此激怒辽王，深陷危局。但他仍不为所动，只是将家人安置在亲属处后，便同州官会审此案，最终将首犯“军一徙五”，辽王也“怒无所施”。其为官清廉，刚正不阿，这正是儒家“忠勤”观念的体现。另外，在明末的数次劫难中，从新城王氏族人拼死抵抗、守卫家国的行为上也不难看出其忠君爱国的儒学表现。可见儒家文化对其家族影响深远，实为其立身之本。

其次是思想上出入佛、道，此乃其家族文化的第二大特征。佛教思想向来在新城王氏的文学创作中有所体现。典型如王象晋，其归纳整理了宋代十七家金刚经阐解，融汇众家精华，还原佛学经典《金刚经》的宗旨，进而著成《金刚经直解》。在晚年他还将《迪吉录》中关于善恶报应的内容划分类别，加以自己的生平见闻，编成《普渡慈航》，这种善恶报应的观念便体现了新城王氏的佛教信仰。

新城王氏的道家思想则主要表现在养生方面。其养生理论以清心寡欲，修身养性为要，注重气息的调养，以达到精神充沛，远离疾病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王氏家族摒弃了传统道教炼服丹药以求长生的迷信，而追求修养心性，精神超越的内丹学。其道家思想信奉内在心性与外在修为有必然的联系。王之垣曾在《炳烛编》中提到：“心本可静，事触则动，动之吉为君子，动之凶为小人。”此句便可印证。

从新城王氏所吸纳的儒、佛、道思想中不难发现其内在的关联，“善恶有报”的佛学思想和“修养心性”的道学思想无不体现在了“忠勤为本”的儒学处世准则上，三者互相支撑，融会贯通。

纵观新城王氏的家族历史，不难窥见其坚定笃实的发展步伐，而战火洗劫却破坏了这样的节奏。或许命运之无常令人惋惜，但这未尝不是一种家族选择的结果。他们用鲜血捍卫着“忠勤为本”的家族文化。如若没有这样的精神和胆量，也便成为不了一个大世族。

参考文献：

[1]贺琴.明清时期山左新城王氏家族文学研究[D].山东大学,2015.

[2]何成.新城王氏：对明清时期山东科举望族的个案研究[D].山东大学,2002.

[3]王焕文.新城王氏家规家训的形成与发展[J].寻根,2017,(5):70-76.

[4]图片来源：趣历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