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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难先与武汉大学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虎雏向虎雏在张难先题写的“莽苍庐藏书”书柜前倘佯在“物外桃源”的珞咖山，细心的学子在布达拉宫式的老斋舍、、六一纪念亭前等多处都会发现地面都多了块直径为10厘米的不锈钢，上面镌刻着“全国重点文物GPS点”精美图案。它镶嵌在黑金砂石中央，内圆外方，黑白映衬，熠熠生辉。这是武汉大学早期建筑保护管理委员会和GPS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按照国家文物保护要求，为学校15处全国重点文物量身定做的GPS保护标志，其卫星定位精度达厘米级。面对这群总建筑面积为54054.52平方米，具有重大艺术科学价值不可移动的早期建筑，人们自然想起了石瑛、刘树杞、李四光，因为他们的大幅照片都高高悬挂在学校档案馆里。此外，还有那位著名的美国建筑设计师凯尔斯。但是，不应忘却我祖父向岩的朋友——张难先，这是石瑛、刘树杞二人专程从千里之外的沪杭请回的“财神爷”。正是他在湖北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任上，不畏权势，严惩贪官，慎选廉吏，整顿厘税，国库渐盈，才保障了建设武汉大学的巨额政府拨款。张难先（1874-1968）是我祖父向岩的挚友，湖北沔阳人氏。武昌反清团体日知会主要成员，“辛亥耶稣”刘静庵先烈丙午案的幸存者，身陷囹圄写下“我佛一生居地狱，中原何日净胡尘”，以明其志。他一生为官，刚正不阿，愤世嫉俗，特立独行，世人盛传他大白天提着灯笼找蒋介石，讥讽“暗无天日”的故事。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欲炸张公堤、武泰闸、水电厂，他闯进华中“剿总”，手杖在地板上击得咚咚响，直面小诸葛，厉声训斥：你要炸武汉，就把我这条老命绑在炸药包上，一起炸掉吧！白慑服张老凛然正气，最终不敢挺而走险，从而保全了大武汉。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张难先就是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之一。同月6日，国民党常委219次会议决定永远开除宋庆龄、张难先等国民党党籍。翌年2月，他婉言谢绝周恩来邀其担任监察部长一职，回汉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仍任中央政府委员并连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驻会常委，系行政三级国家干部，定居京华。 1966年秋，祖母蒋佛元嘱我到北京要上园恩寺14号看望张老。这座位于胡同深处，与小学校毗邻的昔日王府由不在同一条轴线，用假山石分隔的两重院落构成。其中比梅兰芳故居还要大的幽静前院中，五彩的回廊把错落有致不同功能的辅助配房连通在一起，庭院中央突兀的雕梁画栋的歇山顶宫殿古建筑，才是德高望重的主人办公、会客、生活起居的“旦庐”，旭日始旦，意寓天亮了，解放了。我造访时起居室已改装成病房，93岁高寿的耄耋老人在病榻上欠身欢迎我这年仅20岁的小晚辈，他详细询问我祖父去世后祖母的生活状况。我告知：湖北省遵照您的指示，已由省人委办公厅每月直接给祖母发放辛亥遗孀生活费40元。我又说：您寄的“搀手才三月，别去九泉矣；吾侪剩几人，又弱一个焉”亲笔挽联收到后就挂在祖父生前书房里。我还说：您抗战时为我家用篆体书写的“莽苍庐藏书”的大书柜至今还用着呢，字写得真漂亮！老人耳背重听，那是武昌起义奔走革命时，一连19天没有睡好觉落下的病痛，我们交谈的音量自然是大分贝的。当我介绍到自己正在武汉大学物理系读书时，老人家的听觉突然异常敏锐，从他慈祥目光中我捕获到一丝特殊信息，似乎我不经意触动了他长期存放在珞珈山上的奶酪。他声音洪亮地告诫我：“我和你的祖父算尽到自己时代的责任。你很年轻，又上武大，前途无量，但决不要贪图安逸，要尽好建设新时代的责任。”他的长女已是七旬老太太，年轻时肯定受过良好教育，盘着旧式发髻，踮着尖尖小脚热情接待着我。吃饭时，她感激地说：“我父亲今天见到你是难得的兴奋，和你谈了这么久，居然还能靠着枕头坐上一会儿。他一生对两所大学感情最深：一是1921年夏，每晚去听杜威、罗素讲学的北京大学；二是1928年在珞珈山要建你们的武汉大学，当时没有钱，愁钱呀！……原来张难先和武汉大学还有如此深的渊源。那是1927年，北伐军裹创苦斗，终于推翻长达17年之久的北洋军阀统治。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篡夺革命果实，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宁汉合流。至此，南京国民政府才算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也想有番作为。次年7月，大学院决定建国立武汉大学，且任化学家刘树杞为筹委会主任、代理校长。有别于私立或教会学校，所谓国立大学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要靠政府埋单。初人仕途贵为省教育厅长的一介书生刘树杞难为无米之炊，满脸愁云，遂问计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石瑛。熟谙官场痼疾，深知惩贪艰难的石瑛指点迷津：解决建校巨额资金，非张难先莫属！是时，这位政绩卓尔不凡，蜚声琼穗的南国“张青天”刚力辞卸掉广东省府委员兼土地厅长，回到河阳故里，忽闻又要担任湖北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张老自愧尚缺乏近代经济学知识，怎能总理一省之财，乃远走沪杭，闭门谢客，静心读书，学养倍增，湖北虽多次函电催其到任仍数月不归。石瑛与刘树杞东下江南，亲顾茅庐，诉说筹办武大急需资金的苦衷，并以同作进退为盟，劝其走马上任。张老这才知晓老友蔡元培要改组阅马场东厂口（今省教育学院，省图书馆一带）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武汉大学，激动地说：早年我在新军工程八营当兵时，对面就是东厂口的方言学堂，石先生您在那里还当过校长。这地方虽好但太小，囿于武昌城内，无大发展空间，应跳到城外新择佳址。湖北人爱读书也会读书，我们要在九省通衢的首义圣地办所最好的新式大学校，使其成为中国腹地传播薪火的支点，让“唯楚有才”在传承中延续。至于资金嘛，有句老话叫‘湖广熟，天下足’，待我到职后举全省之力办一所大学的钱是会有的，但必须邀上李四光。想当年，李四光16岁，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留日又留英，现已成就为大地质学家，武大选址，他是首席专家。” 1928年12月19日，张、石、刘、李4位拓荒者登上珞珈山，为后人选定国立武汉大学校址。张老现场拍板，拨25万银元立即启动工程，待理顺全省厘税后，据实再拨。刘树杞沉醉在筹备工作正式点火的喜悦中。李四光戏言：张厅长，你是运粮官，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呀！长他俩10余岁的石瑛则紧锁双眉：理顺厘税，谈何容易，贪官污吏，盘根错节，张难先要动真格的了。人们知道，厘金制始于湖北巡抚胡林翼征收税金，充当军费，伙同曾国藩一起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军，尔后70余年一直演变成统治者剥削百姓的合法工具。大汉口，通商口岸，租界成片，商贾云集，本是省财政税收的主要金库。但汉口征收局长白崇墨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民众怨声载道，敢怒不敢言，因为白崇禧是他嫡亲兄弟。张难先平生最厌恶这类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鼠辈。他一袭长衫，微服私访，很快弄清月薪仅120元的白局长，养妻妾8房，日开支超百元，大量鲸吞国家税金的犯罪事实后，亲率全副武装的税警，直捣汉口征收局，一举罢免白崇墨。白崇禧隔岸观火不敢救场，他深知这位曾威震海南、广东，桀骜不驯的辛亥元老在“九头鸟”的本土执法是任何人不能阻挡的，只好痛骂乃兄“瞎了眼！”时人无不拍手称快。向岩（前排中）与张难先、李书城诸老人1957年摄于武昌鄂西的厘金局也臭名昭著：宜昌县官桥稽征所、鹅公颈征收局两处收税不裁票，沙市太师渊地方司员做假账……状纸告到省厅，缺人办案。适被张难先誉为“天地正气，人间元气”的祖父（向岩）刚脱下北伐军第5路司令战袍，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祖父公开反蒋退出政界赋闲在家。张老登门请祖父助其一臂之力，屈任荆宜施鹤催收专员兼宜昌征收局长。祖父大刀阔斧整顿税收秩序，日进税金银元4万，悉数上缴国库。祖父一文不染，两袖清风，童世光曾撰文感叹：若他人能当一日之局长，就能“垂手万万利！张老主政省财政厅，言忠信，行笃敬，办银行，定税制，惩厘蠹，涤腐朽，任廉吏，倡守常，筹巨款，建武大，弹精竭虑，造福桑梓。查武大建校经费的零星资料，当年财政拨款总计300万银元之说尚待考证，但整体建筑能够一气呵成，决不是因资金短缺的“烂尾工程”或“豆腐渣工程”，张难先功不可没。1929年12月19日蔡元培致书张老，对他这段政绩给予了公允评价与赞誉： “……一年前饫闻整理湖北财政之成绩，始信廉洁与认真，无事不可奏效。十力先生到鄂后来函，尚感念先生之成绩不置也。……社会本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状况，能全部较为清明，自是美事。必不得已，有一部分清明，亦可差强人意矣。” 张老博学多才，著述颇丰，志趣高洁，擅长丹青，尤爱书法。武汉市民今夏已经欣赏到他“一生知已是梅花”的闲章，其实他正以画梅见长，泼墨洒脱，彩韵盎然。张老的书法更为一绝，铁画银钩，遒劲俊逸，倍受当时读书人推崇；贫困潦倒之时，可以鬻字疗饥。其墨宝在武汉仅存东湖九女墩碑文，那是1953董必武撰、张难先书的联袂之作。张老对武大一往情深，当年从浙江省主席一职挂冠而归，特在珞珈山由他拨款盖的用于引进名牌教授的18栋小洋楼附近结草庐“思旧庵”。门前贴联：“看山感旧欣先死，筑土为庵当活埋”，以期长年守望着身受1400鞭酷刑的刘静庵长眠的卓刀泉，现“思旧庵”不复存在。我一直寻觅张老遗留在武大的痕迹，受老斋舍民国19年落成、碑传为燕树棠书的启发，15年前在台湾《珞珈》130期《GPS长江三峡恋》中提出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后的“文法理工农医”6个篆字系张难先书的假说，至今未受诘问。它与我家书柜上的“莽苍庐藏书”5个篆字何其相似乃尔。张老的篆书含有隶书元素，故其作品不生涩，无怪异，结构紧凑，圆转自如，柔中见刚，极富金石古韵。这是他的朋友、张大千的老师、中国近代著名书画家李瑞清，别号清道人，在上海教给张老写字的要诀：古篆要吸纳隶书温润平和之气息。祖父向岩是史沫特莱敬重的中国老人，“莽苍庐”是1940年春，鄂豫边区党委为感谢他对创建天汉抗日根据地的特殊贡献，由统战部长陶铸亲自送3000元为我家盖的小楼。张老闻讯送来亲笔书写的楹联和书柜篆字志贺新楼落成。如今，小楼不见了，唯“莽苍庐藏书”5个篆字因雕刻在木板上才留存下来。深为遗憾的是，40年前上北京拜谒张老，当时我们老少二人相谈甚欢，我完全有时间，却没有当面求证“文法理工农医”6个篆字是老人家的真迹与否。以至日后一直结成困扰心中的谜团，好在通过现代笔迹鉴定技术是可以得出科学结论的。今天，街道口的国立武汉大学牌坊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了。驻足“文法理工农医”6个大篆字下，思绪就会穿越时空隧道飞扬，“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代人杰张难先对武汉大学的历史贡献是不可忘却的。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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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向岩布置我的世纪作业——看刘静庵墓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虎雏半个世纪前，88岁的祖父又一次指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对我说：“你长大后，一定要去多看看这座墓！”老人家重听，但视力特好，读书看报从不使用花镜，这是1935年他和几位老人在革命先烈刘静庵墓前的合影照片。当时，我在武昌候补街小学上六年级，才13岁，我爱听祖父讲两军作战人仰马翻等打仗的故事，还真听不懂刘静庵冤死囹圄情节复杂的故事。梁钟汉、向岩、殷子恒、吴昆、刘公开、张难先诸老人在刘静庵墓前合影（自左而右）。时为1935年认真开始寻找刘静庵墓是我上中学以后的事，此时祖父已去世几年了，城内所有的山上都没发现任何线索，还专程到城外洪山宝通寺一带查找过两次无功而返。1965年三天紧张高考一结束，我和谢吉麟、郑天桢三人从实验中学步行几十里路到花山人民公社班团支部书记丁齐旭（当年，省实验中学面向全市城郊招生）家中体验农村生活，做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吧。武汉夏日，骄阳似火，我们途经卓刀泉按计划作休整，寺院井中的甘泉清凉解暑，胜过玉液琼浆，令人流连忘返。我是第一次进卓刀泉，信步穿过正殿登上伏虎山，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奇迹终于发生了，刘静庵墓就在左侧的高坡上。两年前，我和湖北省政协刘志成处长做向导，陪同潜江市政协领导一行，从省林科院迂回到卓刀泉正殿后，凭吊中共一大代表李汉俊。因为李汉俊系潜江人氏，大家兴致勃勃地盘点潜江名人：蜚声中外的戏剧家曹禺、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等……我指着高坡上的刘静庵墓说，还有“辛亥耶稣”刘静庵也是潜江人。潜江的同志先愕然，继而欢呼意外发现了本市新的人文资源。虽然刘静庵的名字上过中学历史教科书，看来，熟知他事迹的人并不太多。姑且不谈革命和政治，仅就刑法论，他蒙受的千古奇冤，是典型的清末版“佘祥林”冤假错案，而且比佘祥林还要冤。湖北京山佘祥林“杀妻案”因其妻的复活而平反昭雪并获得国家赔偿；刘静庵案的主体是刘静庵本人被指鹿为马诬定为通缉的刘家运，后来真正的刘家运抓捕归案并关押在同一座监狱，此事报馆还同步跟进报道过，世人皆知，刘静庵却难逃厄运。可见满清王朝腐朽黑暗透顶，难怪武昌首义一声枪响，摧枯拉朽，千年帝制，天崩地裂君王美梦破。孙中山是知道这起案件的，但只知刘家运，而侪刘静庵乌有虚无之列。此事见于孙中山《建国方略》：“……而武昌则有刘家运接洽，约同同志之军人在教会之日知会开会，到会者众，闻新军镇统张彪亦改装潜入。开会时各人演说，大倡革命，而法国武官亦演说赞成，事遂不能秘密……后刘家运等则以关于此事被逮而牺牲也”。刘静庵所书的条幅是年，湘赣一带洪水肆虐，哀鸿遍野，米价飞涨，民不聊生，出现“十八、九，二十岁成人之女以八斗麦易之”的惨事。孙中山因势利导在日本领导同盟会成立以来的第一次萍浏醴武装起义，遭清政府残酷镇压，革命党人四处逃散。湖广总督张之洞随即悬赏捕杀革命党人，其“鄂督张札臬司文”计开赏格：……刘家运（系湖北全省会首），朱子龙……拿获以上各匪者，各赏银五百两。但名单上是没有刘静庵的。刘静庵纯洁沉毅，自幼聪慧好学，手不释卷，擅长书法，爱在潜江东荆河梅家嘴的家中阁楼上读书，不到父母弟弟叫他吃饭不下楼。晚上还要闭目静思一天所学功课，父母以为他累了，催他早点睡觉，他回答：不是疲倦，而是思有所悟。1903年夏，青年秀才刘静庵来到省城武汉，投笔从戎，到黎元洪马队任书记，因黄兴用隐语写给他的密信被发现，被迫离开军营。曾组织策划王汉、胡瑛行刺清户部侍郎铁良。1905年3月，王、胡两人由汉口跟踪铁良至河南彰德车站，胡临阵萌退意，王汉说：“吾不敢强死也，君可别寓一旅店，待吾死后，设法收吾尸，以死状告武昌同志足矣。”遂独承担起刺杀使命。王汉选一有利地点，对准铁良，举枪猛射。由于平时不习射击训练，致使连发不中，卫队即行追捕，遂投道旁井自殉。1905年刘静庵入圣公会在武昌附设的日知会为司理，积极增购革命书报，抨击时政，吸引革命同志，联络军学界，发展会员。在他的努力下，日知会由普通的阅览室发展成为一个以教会机构为名义而从事革命活动新的组织。1906年2月召开革命团体日知会成立大会，刘静庵识趣深远，言动不苟，为同志敬服，被推举为总干事。日知会实行正确“抬营主义”，摒弃冒险的“暗杀主义”，派遣革命党人潜入新军，运动新军，掌握新军，在新军中发展组织，所以，日知会一直没有发生无谓的流血事件。时同盟会日本东京总部遣湖北分会会长余诚抵鄂，刘静庵与余紧密合作，即以日知会为活动基地，以日知会为基本队伍，发展吸收的同志名义上是日知会员，实际上是同盟会湖北分会会员，使日知会成为同盟会的分支机构。5月，法国革命党人欧几罗（Oxil）受孙中山委托，专程来到日知会所在地的圣约瑟学堂操场上，在慷慨激昂的演说中宣讲“法国革命之经过及中国不得不革命之理由”及“日知会为中国大陆唯一之革命团体”，被清吏密探侦破。昔季雨霖、梁耀汉谓静庵公开欢迎欧几罗为粗鲁，几误事。这个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日知会正红火的时候，为什么丙午年受到那么大的损失？原因是出了叛徒郭尧阶。 1906年5月，刘静庵在武昌圣约瑟学堂操场主持欢迎欧几罗大会，中座持扇者为刘静庵我常比较，孙中山和列宁是同时代人，列宁非常重视干部和接班人问题的研究，但孙中山在识别、选拔干部上似无标准和机制可循，常带个人色彩的实用主义，如蒋介石就是最大的错误人选。奸人郭尧阶，与宋教仁尤昵，颇得宋的信赖，郭从日本回国，宋致信刘静庵谓湖北党务须与商洽。郭尧阶，沔阳人，是张难先沾亲带故的小同乡，张告诫刘静庵，郭猥琐浮薄，蝇营狗苟，非可与计大事者。刘静庵坦然答，图大事须推赤心于人之腹，岂可厚疑天下人。郭尧阶好冶游，成天泡在汉口妓院花天酒地快活，欠日商4000金，被追得东躲西藏，债主告到官府，夏口厅拘其兄作人质。郭尧阶无计可施，见“鄂督张札臬司文”悬重金通缉刘家运，丧尽天良，竟向刘静庵下毒手。他深悉革命党务内情，以姓同、事同、时同牵合，串通巡警道冯启钧，追到黄陂乡下胡兰亭会长姐姐家中抓捕刘静庵，指鹿为马诬告刘静庵即为被通缉的湖北会首刘家运，骗领赏银五百两。同时被捕的除张难先、殷子恒、梁钟汉外，还有朱子龙、吴贡三、季雨霖、李亚东、胡瑛等9人，史称“丙午党狱案”。清按察使梁鼎芬会同司道鞫讯，逼令刘静庵自承为刘家运，并供同党。刘静庵第承己为革命党，不涉谁何，慷慨言中国危亡状。梁怒笞之。静庵怒，詈梁。梁益笞之。静庵益益詈，梁益益笞之。鞭笞一千四百，自顶至踵无完肤，濒死者数。稍苏，仍詈不绝口，终不承为家运，誓死捍卫着人格尊严，被誉为“辛亥耶稣”。后来，真正的刘家运在湖南被捕归案，递解湖北，与殷子恒还关押在同一监室。丁未二月十四日《汉报》题为《湘省又获刘家运》：“去岁在黄陂拿获之刘家运，研讯数次，自供为刘静庵，仅认为革命党，不认为刘家运。现闻湘省又拿获一刘家运，竟孰真孰伪，将来必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也。”人们拭目以待。但满清王朝病入膏肓，不可救药，故作鸵鸟，刘静庵在劫难逃，他在《九月初七日移新监作》中使用元朝戏剧家关汉卿《窦娥冤》剧中，窦娥临刑时指天为誓，死后将血溅白练、六月降雪、大旱三年，以明己冤的“六月雪”，即六月正夏，三伏降雪，表达自己受屈蒙冤的强烈悲愤心情：向前已是惨凄极，那信惨凄更有深！六月雪霖河海冻，半天云雾日星昏。中原有士兆民痛，上帝无言百鬼狞。敢是达才须磨炼，故教红炉泣精金。刘静庵等9人卒成定谳，期二月八日（丙午十二月ニ十六日）行刑。其父和弟弟也无辜受株连，母亲金氏“在家受大苦”，但是对爱子刘静庵的生死十分牵挂，“屡至（文华）书院求恩惠帮助他。”武昌圣公会胡兰亭、黄吉亭请美籍主教吴德施、牧师孟良佐联电北京美国公使乐克希，为直于外务部。同时彭养光亦驰至北京请吴禄贞、程家柽条陈肃王善耆，主勿杀党人，免増满汉恶感。于是由外务部电鄂督，有“关于圣公会之日知会刘静庵等从缓办理”等语，静庵等9人得不死。电到时乃刑期前夕，亦云险矣。延至丁未六月，刘静庵判为永远监禁。刘静庵不愧是革命洪炉冶炼出来的精金，怀着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念度过5年铁窗生活。他在恶劣的牢狱生活条件下，始终坚持读书学习，真正做到对己学不厌，对人诲不倦。他的治学内容，从现存的读书笔记来看，有经学、史学，有音韵训诂之学，有宋明义理之学。他的治学态度谨严，尽管是读书笔记，也丝毫不苟。其书法遒劲，亦令人仰慕。至于他的律己功夫，更是人所难能。潘寄贞说他坐如铜铸，行如满傤船，虽病甚，不昼寝；虽紧急，仍从容；暴烈之容，不见于面，叱咤之声，不出于口；人喜亦喜，人忧亦忧。莫不敛容相对。一日纳一囚，狞狰凶悍，吏卒畏惮，移与居，久之，和易过他囚。刘静庵的理想是天下一家，无洲界，无国界，无种族界，无富贵，无贫贱，无强弱，无尊亦无卑，人人各尽天职。他对殷子恒说：“予持耶稣之名，求救中国之言，身在缧絏，心在天堂也。”狱中五年，他是在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和对革命胜利充满信心的期待中度过的。终因伤病摧残，卧床不起，殷子恒与他移居一室，熬药煎汤，精心护理，在70多个日日夜夜里，一刻也不曾离开，直到刘静庵于辛亥武昌起义前夕的五月十六日（即1911年6月12日）在狱中赍志而殁，終年37岁。难友以至狱卒扶尸痛哭，基督教中西牧师同至狱中收殓。他的母亲赶至狱中，看其骨瘦如柴、须发尽白的遗体，竟不能相信这就是自己的儿子，悲恸欲绝。殷子恒1907年与真正的刘家运同囚一室，1911年又与病危的刘静庵移居一室，见证了刘静庵案的全过程。抗战时，殷老作《题刘静庵画像》：昔者与我同居牢狱，今日唯公独往陪都。千山万水珍重前途，恨未能送公伴坐车舟。公别我去谁与我为俦？昂首西天含泪和愁。乞公之灵保佑黄帝胄，忙把失地收，永远得自由，绵延我族，光大神州。小时候，我陪祖母多次造访殷子恒老先生家，殷老家在武昌昙华林马道门，毗邻昙华林小学，是一处坐东朝西带简易甬道都市里的柴门农舍。殷子恒是黄冈地区最早最纯粹的革命党人，曾影响过李四光及其父亲李卓侯两代人。即使盛夏酷暑，殷老腰部也缠着厚厚的绑带，那是丙午年坐牢时逼他证明刘静庵就是刘家运使用“弸子”刑落下的伤，他是“丙午党狱案”活着出狱的受刑最重者。张难先请人绘制的刘静庵画像，由殷子恒保存，抗战时送往重庆。 1912年祖父从四川回汉，有感于辛亥首义牺牲惨烈发起公祭，为湖北先烈刘静庵等请恤。在首义周年祭辛亥烈士会上，祖父说：“吾为诸烈士悲，又为诸烈士幸，吾为生者幸，又不禁为生者悲”。“揽权窃位者流，又复淫刑以逞，不恤舆论，吾恐幸存之身，不被戳于党祸，即见枉于非法”。张难先当年从浙江省主席挂冠而归，特在武汉大学珞珈山麓筑草庐“思旧庵”，门前贴联：“看山感旧欣先死，筑土为庵当活埋”，以期长年守望着刘静庵长眠的卓刀泉。 2011年4月7日向岩先生长孙向虎雏在刘静庵先生墓前每年清明节我要做三件事：同汉川田二河祭扫祖父母墓，去石门峰祭扫父母墓，上伏虎山祭扫刘静庵墓。刘静庵终生未娶，所以祖父给我布置了这份“一定要去多看看这座墓！”的世纪作业。我工作生活在武汉大学，散步到伏虎山刘静庵墓前只需一个小时，刘静庵先烈离开这个世界整整100年了，我年年去看望他安息的地方，每次都有新的感触。我认为先生酷爱学习，终身学习，通过学习追求真理，身陷囹圄从不落寞，始终都充满着美好理想，也应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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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水无香，我们的曾姥爷向岩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冯梦梦、杨琪轻轻地拂去历史的浮尘，虔诚地点击缅怀的鼠标，让遥远的岁月重现。百年前，我们的曾姥爷向岩老先生为推翻满清帝制，东渡日本求学，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被袁世凯通缉，历尽千难万苦，濒死者数矣。抗日战争时期，他利用特殊身份，对开创天汉抗日根据地作出卓越贡献，成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湖北省第一、第二届人大代表及省政协委员，1959年去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陶铸和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对他革命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向岩1954年、1958年连续两届当选为湖北省人大代表曾姥爷是一部我们解读不尽的书，静读老人家的著作、诗文和家信，字字柔情，句句锵锵，振耳发聩，令人热泪盈眶。向岩的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任命通知书 1898年，曾姥爷村里一贫农娶妻成家，邻村财主霸占新娘：曾姥爷只因主动为这个贫农写了张状纸，并递进县衙门，但没钱孝敬县太爷。财主闻讯连夜用钱买通官府，第二天一群衙役涌进村子要抓捕他和那个贫农，曾姥爷事先逃脱，而贫农下落不明，不知死活，新娘子也上吊自尽，家破人亡，喜事反成丧事。曾姥爷由此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必须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推翻帝制，萌生出国学本事的念头。 1906年11月，同在日本求学的李寿萱流露苦闷消沉心情，曾姥爷赠诗一首，雄放激昂，自誓为国捐躯，以“炼石补天”互勉，诗云：“男儿生已卅余年，未复国仇心欲然，雌月尤光强可挽，雄峰之顶藤能缘。拼将马革吾尸裹，笑和虫吟君耳传，请急还山炼白石，待同磨斧补苍天。” 1908年因口口口劫金30元而不还偿，清明未至，坐使家中食用俱空，老弱受窘。曾姥爷在日本愤斥口口口只可以欺死友，不可以欺龙跳虎跃之活少蒨也；只可以骗富翁、不可以骗毁家救国，万里求学，老亲幼子，忍饥耐寒之穷少蒨也。是年，竭力支持他出国留学的父亲向纯金老先生逝世，联想此前出国三年，连夭三女，曾姥爷悲痛不已自责曰：吾不孝不义，无端凭半点热潮，竟自忘家力之困乏，亲之老而子之幼，携一囊一履一剑一书，披发东游三载于兹，苟非父亲大人竭力经划于内，几何不葬穷骨于荒岛哉！ 1912年曾姥爷在《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中自荐中华民国大总统道：“若以岩为大总统，亦期之以十年，民国可必富，民国可必强，民国之风俗可必其淳美。”为表白自己的心迹，又说：“岩之发为此言，非欣慕大总统之威荣，不过欲聊假斯位以行其素志耳。民国苟已治，岩视大总统犹弃敝屣也，非敢夸也，自信力然也。”并发誓：“岩果身为大总统十年，而不克实践其言，岩之肉甘缕切为全国人食也。”时袁世凯为总统，老人家敢以笔伐，为此受到袁迫害。他在《丙辰除夕述怀百韵》诗中记载袁世凯甲寅（1914年）对他的追杀：甲寅八月初，亭午日移晷，贼谋密擒予，罦罿正离雉，居然脱漏飞，衔予天凰嘴。1918年又在《哭（胤）丹文》文中通过母子对话，再次回忆袁对他的迫害：犹忆甲寅八月，男患创初起，脱险出走之前一日，阿母杖竹伛行而问男曰：儿患处愈乎？贼袁氏不踪迹儿乎？男谨答回：母，儿愈矣，贼袁氏谅不释然于儿矣。冯梦梦大学毕业照在曾姥爷影响下，其长子向浒1924年春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和苏联卫国战争。1937年又亲自赴延安送次子向仲豹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参加革命。在老人家的直接教育下，外祖父向刚等一代均成为共产党人。 1940年3月，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慕名冒着倾盆大雨前往汉川田二河镇对曾姥爷作战地采访，高兴地举起相机，精心为老人拍摄一幅手捧诗卷读书照，并将他的事迹写进其代表作《中国的战歌》。抗战时，中共豫鄂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亲临我们家看望曾姥爷并赞扬说：“您是革命的老前辈，您作汉川的县长，是汉川的光荣！”并送金3000元，为老人盖了一栋住房作为国共合作、闭结抗战的纪念。 1943年曾姥爷任豫鄂边区行政公署委员，因距边区政府甚远，不便从汉川县去边区收府所在地的京山县上班，却因担任该职，推脱不掉按期送来的生活费和办公费。曾姥爷认为这是坐享俸禄，尸位素餐，乃致信郑位三、陈少敏诸公，请辞边区行政公署委员一职也！杨琪和妈妈向新蕖 1949-1950年间致李先念捐献田产书的手稿特別珍贵，它不仅记录着李先念鼓励曾姥爷争做新中国“百岁老人”的一段佳话，而且真实记录着全国解放后，老人家积极拥护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从自己做起，主动践行“平均地权”，捐献寄托着对其先祖深厚情感的64亩4分田产连同其坐落在武昌花园山麓的庭园住宅，经济上不要任何补偿的心路历程和伟大胸怀。曾姥爷文韬武略，饱读诗书，知识渊博，留下许多经典华章，其文采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和极强的穿透力。每次拜读老人家的这些文章，心情都会时而悲恸，时而沉思，时而感悟，时而激昂，曾姥爷爱国情愫，跃然纸上。人生是需要一定物资基础，要想抵御物资的诱惑，直至捐完赖以生存的全部祖业，这是一种什么境界！敬爱的老人家哟，我们好难读懂您。听母亲回忆，曾姥爷常讲述一段小故事：古时有东西相邻二家，西边的一家建新房，因超越原面积而发生纠纷，其东边房主对家人说：“西边邻居要建房，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尚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革命，革别人的命可以气势磅礴，革自己的命又该如何？曾姥爷用自己的行为作了最为极致的注释。盖因我们才疏学浅，不能理解他的精神世界有多深？有多大？我们试图用“国家”、“革命”、“责任”、“良心”、“慈善”、“价值”……等多把尺子去丈量您的内心世界，其结果是找不出起始点，找不到半径。实在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曾姥爷智信佛学，看透一切功名利禄，真水无香，视之无色，嗅之无香，然而却蕴含生命的真谛。感谢上帝的安排，赐给我们如此伟大的老祖宗。今天，作为辛亥革命志士的第四代后裔，我们分别出生于1987年和1988年，是标标准准的80后，但我们的血液中流淌着他老人家的基因。在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从不迷茫，从不困惑，同样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我们已经或正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将继承曾姥爷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争做时代的先锋，社会的脊梁。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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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的曾姥爷——浅读《新中华民国》有感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张颖 2011年10月10日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人们纷纷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我的家也不平静，因为我的曾姥爷向岩老先生就是一位辛亥志士。用什么方式来纪念老人家呢？我的舅舅、妈妈、姨妈们几经商量，准备将曾姥爷生前所写的一些诗文、信函、还有那本《新中华民国》一书（注：该书1913年公开出版，现仅有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存世孤本），以及后辈们的纪念文章汇集编纂，出本纪念集，这是他们几十年的共同心愿。张颖和妈妈向晓梅在布鲁塞尔 2010年春节回国探亲，原本以为妈妈还会以我为中心，围着我转，因为以前每次放假回家，妈妈都是为我忙碌，做些我喜欢的饭菜，送上爱吃的零食。这次则不然，新年期间，用完晚餐，她便快速收拾完碗筷，取消了每天晚饭后下楼一小时的锻炼活动，连央视“春晚”都无暇观看，把我撂在一边，自个儿走进书房里忙碌着。偌大的书桌上堆满《资治通鉴》《汉语辞典》、放大镜……一摞由表哥侯超、谢向强在上海图书馆复制的《新中华民国》放在显眼的位置，妈妈戴着老花镜，伏案工作，上网核实资料，偶尔会为查到要找的资料而兴奋，有时又为写不出好的段落而郁闷。这种纠结、焦灼的情绪，让我想起自己做博士论文时候的感觉。看到妈妈这般投入，我不禁捧起《新中华民国》，走进了曾姥爷的内心世界。曾姥爷出生在1872年，那是一个与我们相隔遥远的年代，所以老人家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很是朦胧，有关他的轶闻趣事大多是从长辈和有关资料获得的。听妈妈说：曾姥爷出身耕读世家，5岁丧母，自幼聪明勤奋，读书刻苦，青年时期投笔从戎，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深造，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驰骋疆场。老人家报效国家的志向，朴实淡定的人品，风雨之后洗尽铅华的波澜不惊是我们后辈们学习的楷模。 1993年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关于向岩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证明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还处在君主统治的清朝末年，社会腐朽黑暗，沉痼难返。曾姥爷目睹权贵之贪婪，国民之麻木，真正体恤老百姓沦于生灵涂炭之苦，对国家的灾难有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出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经过深思熟虑，1913年撰著《新中华民国》。“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一个人在显达的时候能以天下为己任，而在困窘之时，还不放弃个人的修养与追求，这岂是一般人的胸怀？“死者长已矣，存者且思思”，手捧《新中华民国》一书，穿越百年时空，与先人对话，叩拜逝者的灵魂，感受仁者的情愫，探寻智者的思维。将当下的现状与书中的构想相对比，仿佛觉得曾姥爷和我近在咫尺，大象无形，至大至深，我真心佩服老人家百年前的远见卓识。《新中华民国》饱蘸心汁，无处不凝结着曾姥爷对当时社会观察和思考的精髓，这是一本半文言的直版书，由于年代久远，里面好多字现在都不使用了，需要借助康熙字典才可能读懂。该书凡27篇，所述范围极广，无论是宏观层面的德、民、土、财……还是微观层面的人身、心性、智慧、发、足；大到“城郭”、“建都”，小至“服饰”、“徽章”，抑或“饮食”都有涉及，不羁于想象，不拘于俗套。书中救民于水火、济世于乱年，志向明确，慷慨之情溢于言表。书中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坟墓》这篇，曾姥爷主张改变丧葬习俗，从保护国土耕地、环保卫生出发，倡议人死之后效仿日本或欧美，改土葬为火葬。为此，通过计算得出具体数据：以1%死亡率计，每年全国约増600万死者，而一亩地土葬只可安葬约60余亡人，则一年全国失去10万亩耕地。十年将失去100万亩，百年将失去1000万亩，长此以往，全国必将荒冢累累，而发出“吾人生无托足之地矣！”的担忧，“此于死者无益，徒于生者有害”之事力应摒弃。主张“人死以后由土葬改火葬，然后装入小匣埋后平土砌碑，立墓志碑铭，再种上松柏苍翠花草围绕，亲友来祭吊不烧纸，不奠酒浆，只焚清香一瓣，供名花数朵而已，夏日散步期间如入天国，如游仙府，安有所谓墟墓之哀？而我国圣贤豪杰之墓仿此为之，以志景仰，以鼓励后贤，亦可藉作公园之游观也。” 曾姥爷百年前就提倡“火葬”的主张令我惊诧，这在当时绝对是超前先进的思想。中国是个崇尚孝道、重风水之说的国度，当死亡来临时，任你是王侯将相，还是布衣百姓，所有的人面对人生的轮回都会祈求来世能够圆满。安葬得好坏与否，不仅直接影响逝者的来世，而且还关乎其子孙后辈的贫富穷通、吉凶寿天。于是富者生前挖穴墓，死后金棺银椁殉葬品无数；即便潦倒一生之人也讲究入土为安，因此，土葬可以说是根植于民族笃信不移的习俗。张颖在罗马就是所谓引领世界文明的欧美大陆，那时也不是全都实行火葬。行走在世界各地，不经意间总会有一座墓地入眼帘，有的是在教堂旁边，有的则在公园中央。小巷尽头，村野阡陌，一些墓地鲜花盛开，苍松翠柏环绕。一些墓地则悲凉萧瑟、荒芜寂寞，低矮的墓碑，斑驳的围墙，细读碑文，这些长眠者埋葬的时间好多都是19世纪，也就是与我曾姥爷生存的年代相近。随着人口的增长，现今欧美各地亦是墓地有限，大有人满为患之虞。于是有的国家规定除对本地有突出贡献而令人怀念者之外，一般规定只能埋葬15~20年，可见西方也为墓地问题所困扰。至今日，火葬已在全世界大行其道。由此可见，曾姥爷当年有关殡葬改革的倡议简直高瞻远嘱，其主张虽说不是石破天惊之举，但进步的思想理念至少领先国人几十年。《新中华民国》一书，曾姥爷以其布衣的视角，美好的构想，磅礴的篇幅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今天读来还是那么具有划时代的特征，其笔下溢出的文字，彰显了博大而深邃的思想，其渊博的学问、犀利的文笔穿过岁月的风尘，潇潇洒洒飘至今日，浸润着我们后辈人，在阅读过程中获得的是历史的沉淀和精神的升华。一百年后的今天，我怀着一样报效国家的美好梦想，求学在欧洲大陆和美洲大陆，这种理性的思考，感性的挥洒，不能说不是我先辈的血液在我年轻身躯流淌的结果。值此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愿所有为推翻封建君主王朝，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作出贡献的伟大先驱们：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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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曾外祖父建国奇书《新中华民国》记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侯超、谢向强、梁晶晶侯超（右）、谢向强在上海图书馆手捧曾外祖父的建国奇书《新中华民国》小时候外祖父向刚经常手抚曾外祖父向岩的照片，向我们讲述老祖宗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法、任汉川县长的不凡一生——这些历史听起来既熟悉又陌生，既亲切又遥远。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里，有这样出色的祖辈曾经英勇地战斗过，并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这常常让我们感到自豪和激动。 2004年初，舅舅向虎雏向我们提及曾外祖父于1913年出版过一本书，名为《新中华民国》，他儿提时家中书柜里就藏有好儿本，记得封面是红红的，不过均毁于文革时“破四旧”那场浩劫。1989年，外祖父忽然听说远在上海有位姓熊的历史学家有这本书，就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与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上海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教授取得了联系，并请他复印一本。熊教授回信说，曾外祖父《新中华民国》这本书一直在他手边，在他的《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出版后就还了，还请外祖父放心，所托之事一定遵办。可是，半年后的7月7日，熊教授又来一信相告：天下事有极为奇怪者，您托我复印的《新中华民国》一书，我明明记得不是在我所图书館，就是在我院图书馆借的。谁知，这段时间，我遍查两图书馆（我自己进去査的），但迄今没有査到，连卡片也没有。外祖父与此书擦肩而过，失之交臂，最终也没见到这本书，是带着遗憾离世的。舅舅的一席话催人下，于是我们开始利用出差的机会，奔走于各地图书馆找寻。先在原出版地南京图书馆检索，可惜未有收录；北京的梁晶晶在国家图书馆网上査询，时有时无……没想到后来还是在我们工作生活的上海市找到了。舅舅和姨妈们非常高兴，异口同声地夸奖说：我们家的第四代终于长大成人，可以接班了！向梅在上海图书馆手捧《新中华民国》 2004年2月20日侯超前往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阅览室阅读这本建国奇书，事隔92年，书的封面居然还保持完好，不过纸质已经明显松脆发黄，内页也有数张散落。当时图书馆规定只能阅览，禁止外借，禁止拍摄书籍内容，因此侯超只拍下了封面和封二，并将全书内容复印寄给武汉的舅舅。记得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心中是既激动又感慨的，因为历史的沉淀在这一刻显现出力量。捧书在手，分明感觉到自己和祖辈血液的链接。它辗转流离，遗失多年，最终由我们第四代后人寻找到，这也是冥冥间的注定。 1989年，熊月之给向刚的两封信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舅舅和姨妈们决定将这本书再版。谢向强于2010年10月再赴图书馆对内容进一步扫描补全。但自2004年起至今只过去了6年时间，书的封面就进入加速风化期，像雪崩似地一碰即碎，感谢上海图书馆及时进行了保护，采用塑料模压技术遏制住风化的势头。这更坚定了我们再版此书的决心。加快了行动的脚步。2011年3月4日，大姨向鹤梅带病专程来到上海，和我们一起虔诚走进上海图书馆，再次与老祖宗的书重逢，并拍下了珍贵难得的照片。仅隔6年，上海图书馆藏的《新中华民国》（右）已严重风化我们清楚记得10多年前和舅舅一起从武汉坐车去汉川为曾外祖父墓拍照的情形——他老人家的墓坐落在小河的南坡，四周是青翠欲滴的庄稼，树林错落，墓碑挺立其间，安祥而寂静。曾外祖父一生军旅，磊落勇敢，古稀高龄还战斗在抗日最前线，这种大无畏的英雄精神水远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和学习。2011年此书重新再版，实是我们小辈的幸事。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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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的小女儿——坚韧·豁达·奉献的母亲向德曼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徐履端、徐白原向岩，我们的外祖父，他老人家膝下有四子三女，最小的女儿就是我们的母亲向德曼。母亲1925年4月28日生于上海，在外祖父“几根穷骨头，撑持宇宙；一张饿肚皮，包括古今”的博大胸怀熏陶下，从小立志秉承父业，追求真理，献身革命。 1938年秋，母亲随外祖父母赴成都祭奠向氏高祖。此时，武汉沦陷，进川逃难的人很多，途经万县换船时，一票难求。候船期间，外祖父邂辛亥革命前他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教官时的学生，这些学生正是万县军政要员。国难时节，师生重逢，分外高兴，学生们盛情接待外祖父，他们叙友情、议国事，豪情满怀，壮志激昂。母亲回忆道：“那宽大的宴会厅，高朋满座，场面真是大。餐宴上，人们频频给你们外祖父敬酒，我心里在想，父亲作为革命者，真了不起。顿时，我对自己的父亲肃然起敬，作为他的儿女，倍感自豪。我和你们的三舅（向刚）当时衣着简陋，像个小‘叫花子’，也坐在主宾席上，享受同样的招待。”临行时，学生们帮外祖父买好了去重庆的船票，一家人才得以顺利继续前行。武汉沦陷，外祖父想到孩子们再回汉读书是不行了，老人家从来认为读书是天大的事，学业决不能荒废。是时，湖北省政府为使青年学生免遭日本侵略军的奴役，在鄂西成立了“湖北省立联合中学”。外祖父母商定送母亲去没被日本人占领的鄂西求学，年仅13岁的母亲毅然告別家人，孤身ー人，背井离乡，负笈千里，在鄂西崇山峻岭间随湖北省立四女高，独自过着流亡的求学生活。是时，学校条件极差，没地方洗澡，大家都长疥疮，母亲也长了一身，每天早上起来，床上剥了一床的痂子，没有条件治疗，只好求助于当地的同学，到同学家洗次澡。伙食也差，每餐8个人围成一圈，蹲在地上，中间一碗焌豌豆，就是将带売的老蚕豆用火炒着带点糊，再用水煮软。这样艰苦的环境没有将她难倒，直到抗战胜利，母亲依靠自己的努力，终于完成学业。在这7年之间，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年轻的母亲抱定像自己父亲和哥哥一样做革命人的信念，历经磨难，意志更坚。国立湖北师范学院萤火社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向德曼） 1945年，母亲考入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理化专业，在大学里主动投身到革命大熔炉中锤炼自己。她参加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担任校应变委员会主任，领导全校师生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宣传革命，教唱进步歌曲，组织迎接武汉解放等重大活动。母亲这样的革命举动，外祖父母是赞同的，外祖母夸奖母亲道：“我家女子赛过花木兰！” 1949年7月初，中共中央华中局等在武汉召开大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华中局动员干部下乡，实现城市领导农村，繁荣城乡经济。会后举行宴会，招待武汉各界人士，邓子恢阐述中共各项政策，号召把武汉由商业城市建设为工业城市。这样一次重要会议，24岁的母亲荣幸地被邀请参加。 1949年7月中共华中局等给向德曼的请柬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7月，母亲由党派遣，从武汉市青委到黄石市负责筹建共青团、少先队的组织工作。一起去的共有5人，其中就有我们的父亲徐家馨。他们乘木船，一路欢歌，顺汇而下，途中，同事们都说我们的父亲是“三同”：同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同是共产党员，同是大学生。两天后，抵达石灰窑，在那里，他们积极工作，完成组建黄石市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少年先锋队的任务。嗣后，母亲被派往黄石市大型国有企业工作，从此，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外祖父一生志向高远，他也要求儿女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母亲在外祖父的影响下，继承了父辈的优良品质，拥有“无我”的人生态度，她心如明镜，心怀坦荡。母亲在建材行业工作了近30年。她的专业水平高，工作能力强，长期担任华新水泥厂中心化验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为水泥事业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光和热。她把所学的物化专业知识用于生产实践，在工作中着力培养出了一批年轻的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她与同事们日夜奋战在生产第一线，同步、动态地监控着一窑一窑水泥的质量，让一袋袋优质水泥支援祖国的建设并远销海外。丹江大坝、武汉所需的高强度快凝水泥的研究与生产有她不可磨灭的功勋。在那个年代她堪称水泥行业的女强人，是我国建材行业中不可多得的人オ。母亲向德曼、父亲徐家馨和我们兄妹俩（1960年） 1975年，年过半百的母亲又一次服从国家的需要，举家迁往条件艰苦的三线，为新建的光化水泥厂再立新功。此时，她的工作热情、工作责任感不减当年，继续保持高昂的斗志，满腔热情全都倾注入祖国的建设事业。母亲离休时，人们调侃道：“您的工资几十年不变，这回不调就再也没机会升了。”母亲却平静地说：“国家发的工资够吃够用就行了。”母亲工作几十年，提工资的机会很多，她都泰然处之，把升工资的名额让给了别人。母亲一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她热爱家庭，孝敬父母，善待亲朋好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常拿钱出来帮助那些生活困难的同事，对生活始终充满着阳光。 2002年母亲离开了我们。临终前她再三叮嘱不要保留自己的骨灰，展现了她彻底的唯物主义革命者的精神。母亲的一生是坚韧、豁达、奉献的一生，她是我们学习做人的楷模。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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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次女向德昙和抗战歌曲《松花江上》的故事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董夏向德昙和《松花江上》词曲作者张寒晖塑像我出生在南方湖北省汉川县垸子台村外公向岩老先生家，外公75岁时才盼到他的第三代中第一个男孩，欣喜异常，即用《左传》中的“美哉禹功，明德远矣”，给我取乳名为“美哉”，大名单字叫“夏”。母亲向德昙幼年时和外公聚少离多，1927年，外公因不满蒋介石“四·一二”政变背叛革命，愤然辞职赋闲在家。百战归来的外公身板挺直，精神矍铄，着灰布袍，蹬青布鞋，更似一位教书先生。戎马一生的外公日常生活极有规律，闻鸡起舞，练拳健身，然后读报看书写文章。饭后躺在靠椅上，双腿盖条薄被稍事休息即可。外公智信佛学，44岁开始终身吃素，与家人分桌单独进餐，一日三餐，不外乎青菜、萝卜、豆腐、花生米、霉面筋、绿豆稀饭、米饭和面条等。外公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说：“我在外面革命了几十年，没有给你们留下钱财，只能让你们多读点书，以后的道路要靠你们自己走。”外公变卖垸子台的祖屋，送母亲进希理达女子中学读书（现武汉市25中），这是美国基督教圣公会于1874年用清政府庚子赔款在中国办的教会学校，是当时武汉最好的女子学校。外公让自己的女儿读这样的洋学堂，足见老人家的开明和进步。外公对子女严格要求，家里雇了位姓谢的老厨师，干活麻利，孩子们都乐见他。外公不喜欢儿女们养成衣来伸于、饭来张口的坏习惯，寒暑假在家时要求他们必须帮厨。外公每天晨练完后，来到孩子们房门前，用手杖在地上笃、笃、笃敲几下，转身离开。孩子们闻声即刻起床，自觉按功课表一丝不苟学习，随时接受外公的检查。母亲爱好练毛笔字，尤爱黑顿顿的颜体，据说，写这种字体的人刚强严肃，缺少幽默。但外公极力支持母亲练字，为她买了许多纸张。有一次，大舅看到了，顺口说了句：“德昙，你真有福气，爹爹给你买了这么多纸。”外公得知反问道：“你学画时，买的纸不是比这还要多吗？”大舅听了嘿嘿直傻笑。母亲在外公支持下，毛笔字愈写愈好。外公更重视对子女人生价值和人格修养的教育，对他们的成长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外公根据自己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就让子女们全部投奔共产党：继长子向浒1924年加入共产党后，1937年又亲自送次子向仲豹去了延安。“七·七”事变后，日军出动战机轰炸武汉，三婶张吉芝在她的回忆录《我的少年时代》中详细记载当时的情况：“市民们都在挖防空洞，学校也是如此，有时正在上课，突然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学生们赶快跑进洞去避难，警报解除后，尸骨遍地，血肉横飞，死伤民众不计其数，惨不忍賭……。”母亲从希理达中学毕业后作了一名教师，此时，有钱的人家跑到鄂西、四川避难，一般的家庭也去乡下投亲靠友，许多学生退学随着家庭转移，教室里的座位日渐空缺……目睹日寇的暴行，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22岁的母亲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她铭记父亲的教导，暗自下定决心：投笔从戒，报效国家。1937年9月，在董必武的努力下，我党以湖北省建设厅的名义，在应城汤池（湖北人称汤池为“小延安”）开办农村合作人员训练班。由湖北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铸（时用名陶寒剑）任教育长，负实际责任，宗旨是培养抗日游击战争干部，正在武汉招收学员。母亲得到消息很受鼓舞，回家和外公、外婆商量。外婆担心她说：你哥和弟弟已经走了，你一个女孩子，外面兵荒马乱的叫我怎么放心？关键时刻还得由外公决定：“去吧，那个训练班是共产党办的，不会错。” 向德昙在汤池训练班（1937年）母亲这期学员只有三四十人，条件差、生活苦，但师生们的积极性却很高。教育长陶铸平易近人，对每个学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周恩来、邓颖超还专程看望大家，作了重要讲话。母亲很兴奋，当天还照了一张相片珍藏至今，虽然岁月流逝照片发黄、影像模糊，依然可以看出她当年英姿焕发的风采。经过短期的培训，母亲分配到十九路军，此时战事紧张，部队精编，老弱病残和女兵全部遣散。1938年的春末，母亲又回到武昌家里，她很惆怅：女子报国咋这难？此时，董必武正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常来我家做客，1937年外公秘密访问延安送次子向仲豹参加革命时和董老彻夜长谈的情形历历在目。董老很喜欢母亲，当他知道母亲在汤池已经接受过党的教育，就给母亲介绍许多关于延安的事情。在董老的启发下，母亲萌生了赴延安的念头。但董老却对外公说：“少蒨兄，你的两个儿子已经参加革命了。德昙是家里的大孩子，武汉估计也要沦陷，年轻人全走了，您们一家老小怎么办？” 外公笑答：“国难当头，孩子们一定要走正路，自家的事再大也是小事。” 董老感慨地说：“中国的老百姓都像您一样，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 1938年夏末，母亲带着董老亲笔介绍信出发了，外公对她说：“德昙，我不能像送仲豹那样送你去延安了，你一个人路上千万小心，要常给家里写信。”母亲乘火车沿平汉铁路北上，沿途难民成群，车上更是混乱，到信阳时母亲发现钱被偷了。聪明的母亲决定先在信阳住下，再写信回家要钱。1995年，我在湖北光化做客时，德曼姨曾说过一席话：“你妈当时多了个心眼，她怕回来后，外婆以此为由不让她去延安了。”不几天，母亲接到家中寄来的钱继续上路，几经周折终于到达延安。母亲带着董老的介绍信去抗大报到，并将名字改成“向捷”，寓意：抗战必胜，捷报频传。她见到了毛泽东，亲耳聆听了他的报告。1939年初，母亲从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毕业后，由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分配到凤翔东北竟存学校中学部任教，这是抗战初期共产党在国统区创办的学校，该校的地下党组织直接接受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领导，办事处不定期向学校派遣干部，学校前后接纳几千名东北流亡子弟，培养出许多党的干部和抗日骨干分子。著名教育家车向忱任校长，共产党员、音乐家张寒晖任教务主任。初创时，学校建在西安，1938年秋，日寇占领风陵渡，炮击潼关，空袭西安，学校迁至凤翔，中学部设在县城东关的城皇庙里。 1989年，表弟向虎雏来陕西渭南看望母亲，和母亲有过深入谈话。事后母亲告我：虎雏这次好像专门是为我怎样认识音乐家张寒晖而来的，还说我对抗战时期《流亡三部曲》之一的《松花江上》作出贡献。我告诉他，当时张寒晖对全国已经传唱的《松花江上》不甚满意，迟迟未定稿。贡献我谈不上，顶多起个作曲家面前“试唱者”的作用。张寒晖，河北定县人，37岁，脸色微黄，尖下巴，戴副黑框近视镜，常轻微咳嗽，好像肺部不太好。他性格温和、待人谦诚，同时还兼授国语和音乐，母亲则教数学。当年母亲24岁，活泼好动，学校里的师生绝大多数是北方人，母亲是唯一的湖北人，满口浓重的南方方言，把“无”说成“冇”，“不”说成“莫”，“四”和“十”发音不清等等，北方人听不懂，经常闹笑话。母亲为此苦恼，故爱小声唱歌解闷，尤其是英文歌曲。一次，张寒晖对母亲说：“向老师，你的歌唱得真好，尤其是女中音部，音域宽阔，圆润柔和，富寓情感。” “张主任过奖了，我不过随便哼哼而已。”母亲不好意思地说。张追问：“你家有人搞艺术吗？” 母亲答：“没有，但家父精心培养我，送我进武汉希理达女中学习了6年，这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音乐是我校必修课，我还是校合唱团的成员。” 张听后说：“哦，原来是这样。”并随即翻出几张写着简谱的纸，对母亲说：“向老师，这是我写的几首歌，请您斧正” 母亲接过来一边翻阅，一边轻声哼唱，当她看到《松花江上》的歌谱时说：“这首歌我极熟，前年在武汉就唱过，是你写的吗？” 张含笑点头称是，“我好像记得是佚名？”母亲不解地问道。 “署不署名并不重要，只要能对抗战起作用。谈谈您对这首歌的看法？”张豁然请求道。 “张主任，这首歌的词曲非常感人，不过我总觉得旋律太过悲伤。民众的痛苦有了，可是表现民众的斗争不足，日本鬼子靠泪水悲伤是赶不走的。曲调里如果增加些高亢的音符，更能激起斗志。我只是随便说说不知对否？”说完母亲看着他。 “我原来用的是北方女人传统的哭丧调，看来是有点太悲情了，不光你有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可是具体如何改法我一直拿不定主意。”张高兴地邀请母亲和他共同修改这首歌。我没写过歌曲呀，充其量只能给你出出主意。”母亲谦让着。 “这就已经很好了，我看你的气质和学历，就相信你一定行。”张信心十足地鼓励道。经过充分研讨，他们最后确定歌曲结构在原来二部曲式的基础上加上尾声、歌词应具有倾诉、叙述、抒情、号召力的方案。第一部分仍保留传统哭丧调，便于叙事；第二部分的旋律用反复咏唱的方式，使情感愈来愈激动，用呼喊的音调，悲愤控诉日本鬼子入侵东三省的罪行；结束的尾声要唱出震天撼地的旋律，使歌曲达到高潮，以号召民众在悲痛中奋起反抗和斗争。根据这个构思，他俩开始对歌曲进行全面改动，现成的乐器就是那架漏风的脚踩风琴，有些音还不准，只好因陋就简了。张觉得能和一位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知识女性合作会起到知识互补的作用，母亲认为能向一位有学识的兄长学习机会难得，后来他们发现对方都是工作态度严谨认真的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白天上课，利用晚饭后的空闲时间他们对《松花江上》的词曲逐节逐段反复推敲，反复演唱……有时张说：“向老师，干脆按你对歌曲的理解自由发挥，我再找找感觉。”其他师生听到琴声和歌声主动围过来一起参唱，修改后反应效果更明显，经过一段时间竟存中学师生群众试唱实践，终于对歌曲满意了。张寒晖坐在风琴前看着写满音符的稿纸伸着懒腰，愜意地说：“向老师，我看可以作为终稿了。”接着他们又对张另外几首歌曲进行了整理，张寒晖把它们细心地誊写在几张纸上保存起来。学校除了上课，业余生活单调。闲暇时，张寒晖或用风琴弹奏他喜爱的曲子，或用二胡演奏《江河水》《二泉映月》等曲子。母亲则演唱自己熟悉的英文歌曲，张说：“平日里难得听到外语歌曲，能在这偏僻的地方听到如此发音纯正的英语歌真是一种享受。”母亲成了他音乐创作上的得力助手。为了酬谢母亲，发了薪水，张提议请母亲去县城的小饭馆吃饭。母亲听后相当高兴，学校里的物质生活匮乏，师生同灶，一日三餐除了小米便是杂粮，南方人更是不习惯。张还约了几个同事，其中便有我的父亲，他也是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北平大学中文系学生，临漳人，和张寒晖是河北老乡，且都曾在北京求过学，故走得较勤。大家围坐在饭桌旁，几碟家常炒菜，每人一碗面条对他们胜似珍馐佳肴。饭后，性格豪爽的母亲抢着买单，张说：“今天说好是我请客，哪能让你破费。”实在相持不下，母亲就说：“那下次我请客。”同桌的人都是单身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立即附议今后只要发了工资（学校里从校长到老师工资一律每月十元），就轮流请客。后来，在张寒晖的撮合下父亲和母亲结了婚，车向忱和张寒晖还是他们的证婚人。母亲在东北竟存中学度过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时光，半年后的1939年暑假，父母亲一同去了新四军豫鄂边区，临别时大伙互道珍重。母亲后来知道了张寒晖英年早逝的消息很是哀伤，她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兄长。董夏和他的母亲向德昙解放后，母亲在陕西从事教育工作，她淡泊地看待自己的革命经历，但当年的战友没有忘记她，她的名字收集在《中原女战士》书中。有学生问：“向老师，以您的经历应该是位领导干部呀。”母亲笑答：“如若那样，则多了个平庸领导，我的岗位就在学校。”母亲所在的瑞泉中学是陕西省级重点学校，还有两个班级曾经苏联英雄卓娅、舒拉的名字命名，当年这两位英雄的母亲访华时专程到瑞泉中学看望过学生们。母亲热爱教育工作，治学严谨，爱生如犊，长期资助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她那一笔漂亮整齐的板书被学生们争相模仿，受到学生的尊重。学生们说：“向老师把数学中抽象的三角讲活了，能在脑中立起来，终生难忘。”学子们颂她：血汗洒三秦，学子盈四海，润桃李天下菲芳。前几年，我去岐山出差，办完事情时间尚早，便对司机说：“咱们去趟凤翔吧，我在那儿有个心愿要还。”岐山距凤翔几十里地，汽车向西驶去，不一会功夫就到了凤翔县东关正街，我们沿路打问着来到了纸坊街12号竟存小学门前。1946年东北竟存中学停办、原址改为纸坊小学，1987年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为了继承和发扬竟存学校的光荣传统，决定将纸坊小学改为竟存小学，另在凤翔县城太北巷新建一所中学，命名为竟存中学。这些年，随着城市的发展这里早已和县城连成一片，学校正在上课，大门紧闭着，里面传来朗朗读书声，校门两旁栉比鳞次的店铺，街上的行人……看不出丝毫昔日的痕迹。这里是母亲和张寒晖当年工作过的、不可移动的地方，发生过母亲与抗战流亡歌曲《松花江上》的故事。尽管沧桑巨変，人去物非，我还是思绪万千，眼眶忍不住充盈了泪花。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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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次子向仲豹从延安走来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耘莠、田江廷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向仲豹 1917年父亲向仲豹出生在湖南长沙，此时的中国社会刷烈动荡，爷爷向岩老先生率部南征北讨浴血奋战无暇顾家，父亲随祖母辗转在湖北、湖南等地，历经磨难。爷爷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艰苦朴素的生活方式，刚正不阿的做人品德，淡泊名利的君子风范，敬畏生命悲怜弱者的苦提心肠和忧国忧民的强烈责任感，对父亲的成长影响极大。爷爷对子女的教育极其重视，父亲就读的武昌文华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教育质量高学费自然不菲，爷爷为了筹齐费用变卖祖屋，还幽默地对祖母说：这是变死宝为活宝。千里送子，舐犊情深父亲到延安参加革命，是爷爷亲自送去的。父亲在干部履历表中是这样填写的：“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我在抗日爱国学生运动和父亲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加上对哥哥（向浒）的崇敬和偷阅他留下的书报，如《向导》等的启发下，认为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国的。因此便向父亲提出要去延安的愿望。不想父亲立即表示支持并让我绝对保密、连母亲都不要告诉（因为奶奶正忙着给我们的父亲挑媳妇）。1937年4月，父亲向母亲商量带我去西安探望匡厚生之子匡福华从日本留学的同乡好友，时为西安杨虎城的高级慕僚），这样，我随父亲一同来到西安，寓匡厚生先生家。7月，父亲只身去延安，同月返回。8月我与匡厚生之子匡福华从西安七贤红军办事处乘大卡车赴延安。”寥寥数语，勾勒出父亲参加革命的经过，其中爷爷对父亲的理解信任和疼爱护犊、千里送子之情溢于字里行间。向仲豹1984年《关于先父向岩先生亲自送我参加革命》的手稿其实，爷爷凭自己的能力在国民政府中替父亲谋一份体面的工作易如反掌，但对国民党早已失望的爷爷不愿意这样做。爷爷在延安见到同盟会的老友董必武。董老对爷爷再次送子参加革命的壮举十分钦佩，立即指示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办理。白天董老陪同爷爷在延安参观考察了部队、学校，晚上夤夜长谈，爷谷对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倍加赞赏，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认识到父亲的选择没有错，深感不虚此行。一周后风尘仆仆返回西安，把自己一生救国救民的理想通过父亲再次寄托于中国共产党，亲自送父亲和匡老的儿子匡福华叔叔一起去了延安。太行风云，艰苦卓绝父亲是陕北公学第一期学员，多次零距离聆听毛主席的讲话，从此奠定了终身追随共产党、为革命奉献一辈子的思想基础。毛主席号召他们去前线，父亲踊跃报名去了山西，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 1939年9月16日，晋冀边区财字17号令：组建冀南银行，决定从抗日军政大学、各部队、各印刷厂抽调懂金融、有技术的优秀干部战士组成基本队伍。父亲接到命令，即刻前往师后勤部报到。10月15日，邓小平亲自题写《冀南银行》行名，冀南银行总行正式宣布成立，父亲被任命为鉴定科科长，时年22岁。此时此刻，谁也不会想到，他们当年创建的冀南银行就是日后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为中国金融事业编织摇篮。冀南银行是发行货币的银行，印刷钞票是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同志们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调试机器、修正工艺，只等待下达开机命令。此时银行经理和副经理的钢印章经过多方努力仍未落实，父亲主动请缨承担了刻制印章任务。他到几十公里外的兵工厂，按图纸要求加工好印章毛坯，又向工厂借来工具自己一錾一凿地刻起来。他没有一点钳工基础，干活相当困难，一不小心铁屑飞进眼中，引起左眼发炎，就用一只右眼坚持錾凿。钢印上的字只要刻坏一刀就得全部磨平重来，经过一个多月昼夜的努力，几十次的返工，终于成功了。回到银行，同志们争相传看着明光铮亮的图章，赞不绝口。钞票终于印制出来，在父亲的领导下，鉴定科的同志们昼夜加班，没有号码机，他们硬是用双手把一连串鲜红的阿拉伯数字和经理副经理的图章整整齐齐加盖在钞票上。 1940年的冬天是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敌人的封锁使根据地的物资极度匮乏，每人一天半斤棒子面或黑豆，天热还能采点野菜、树叶掺和在一起吃，冬天最难熬，每天只能喝两碗稀糊糊。最难过的是几个月吃不到咸盐，人人周身无力，两腿发软，同志们已经普遍出现浮肿。而父亲奉命筹建印钞厂，并担任厂长，短短几个月里，他从冀西报社、太北胜利报社、太岳新华印刷厂调配了几十台大小石印机、脚踏铅印机和大批技术人员。父亲带领全体职工克服无盐缺粮的重重困难，不分昼夜紧张地安装，调试机器，印刷厂终于提前开工，花花绿録的钞票成拥送往部队、农村……粉碎了敌寇在金融战线上对根据地的封锁。铁骨铮铮，坚持真理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中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西安东交韩森寨的田野里竖起一栋栋现代化厂房，里面安装着各种先进的设备，许多工人还到苏联进行过培训。1954年，父亲从中国人民银行调到筹建中的昆仑机械厂（西安7号信箱）担任副厂长，年富力强的他坚信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将从自己脚下起步，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满腔热情投入工作中去。 1958年大跃进，厂里个别领导头脑发热，在产品设计不定型的情况下便亲自到车间煽动工人需要什么材料，就领什么材料，因为材料只要领到车间就可以报50%的产值，造成军工产品连续三年返修。还组织人海战术的大会战，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力量生产出几台早已淘汰的车床和拖拉机，给国家造成极大损失。自幼从爷爷身上继承忧国忧民和刚正不阿优良品德的父亲对此痛心疾首，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声疾呼，并责令车间把材料退回库房。在那是非混淆、指鹿为马的日子，这样做的后可想而知，他四面楚歌，有口难辩。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事，只见父亲下班回到家里，本来就寡言少语的他，更是难得说一句话，大家都悄悄地不敢大声玩闹。晚饭后，他坐在桌前，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心情沉重地写着写不完的检讨……接着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发配到西安标准件厂当厂长，那是党内反右倾非常时期的事，1962年才给予甑别平反。孜孜不倦，学而不厌父亲高中没毕业就参加了革命，在一二九师宣传科时练就一笔漂亮的毛笔行书，喜欢用毛笔写材料批文件。他酷爱读书却苦于没有充裕的时间，那时家中没请保姆，父亲每天下班回家做完家务后，便坐在桌旁打开小台灯，边织毛衣（这是延安大生产时学会的手艺，比母亲织得漂亮，是他休息方式之一）边看书。他读书的内容既广泛，又基本控制在他领导的专业范围内，除了毛泽东著作和政治书籍必读外，再就是国民经济宏观管理、基础工业合理布局、工业企业管理、金融学，还有机械设计、工艺学、冶金学，甚至工人技术培训的车、铣、钳、木模、铸造全套教材。我有时好奇地问道：“爸，你又不到车间具体干活，看这些工人的技术书有什么用？”他拾起头慢慢地说：“傻孩子，要想干好工作，懂得越多越好。”父亲正是因为孜孜不倦学而不厌，使得他在20世纪60年代西安市冶金机电局长和市经委主任任上，科学合理构建了全市的工业体系和产业结构，在他主持下，先后组建了汽配厂、五金厂、试剂厂、橡胶厂、农药厂、锻压厂、锅炉厂、氮肥厂、钢厂、机床厂等一百余家工厂，解決了数万人的就业问题，为西安的工农业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给后人留下一笔贵财富。田江的父亲，也是市文化系统的领导，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亲家：在西安市提起管工业的向仲豹，人人都会竖起大拇指，把他称作“豹子”，起工作不要命，年已70岁竟然还和年轻人一起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为西安的工业发展做了大贡献。 1978年向仲豹率团访问日本艰苦朴素，两袖清风 1961年，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下到西安标准件厂当厂长，这是家1958年一哄而上的小厂，三年了产品还未定型。父亲把委屈深藏在心里，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和工人一起排队买仮，以厂为家，办公室配只热水瓶他都不要，只领了一把手电筒用于上晚班照明，工人说他没有架子，一点不像大干部。父亲是1952年就定为行政12级的干部，母亲也是1946年毕业于阳城抗大分校的老同志，每月有近300元的工资，但日子过得很紧巴。一张由木板拼起来像部队军营里的大床，2米宽，4米长，是主要家具，客人来了也挤在上面睡。还有那些小板凳、小马扎，都是父亲亲手制作的。一日三餐吃的是山西面食——撅面片，有时连菜也没有，只有酱油、醋、盐，还有父亲几十年每餐必不可少的一小罐辣椒。我们都盼星期天，因为中午那顿饭是羊肉红萝卜馅的饺子。记忆中的父亲没穿过好衣服，总是那几身越洗越浅的蓝布中山装。1978年他率西安市经济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时，才添置了两套像样的服装。一天，父亲翻出一件凤雏哥当兵时的旧棉军装，放上洗衣粉泡在盆里，洗了好几大盆脏水，架在阳台上晒干，下班后便换上这件棉军装。可能因为是西安生产制造的缘故，那块便宜的“蝴蝶”牌手表整整陪伴了他20个春秋。父亲多才多艺，爱好广泛，情趣高雅，他会木工、厨艺、裁剪，还会织毛衣，但最爱莫过于养鱼和种花。20世纪60年代，父亲有一盆虎头山，连盆带山一米多高，对面莲湖公园想出500元高价收购但被婉言谢绝，那可相当于他两个多月的工资啊。父亲告诉我：仙人山，又名山影拳，为仙人柱的变种。不畏惧严寒酷暑和狂风暴雨而顽强地生长着，它象征着正义、勇敢，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渭南当教师的德昙姑姑感慨地说：“我们的父亲人称‘向菩萨’，我看二弟也有先父遗风。” 我们的父母亲向仲豹、崔彩爰父亲和母亲崔彩爱1946年结识于太行山根据地，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有的只是对革命的热情、激情和豪情。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母亲还健在，照顾好年迈母亲，让她安度晚年，是我们做儿女的责任。父亲从延安一路走来，他无愧于爷爷的期望。一位辛亥革命老人，把自已，把自己所有子女，奉献给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如果没有爷爷当年送父亲上延安的开明义举，也许就没有父亲日后的辉煌。感谢爷爷向岩，感谢父亲向仲豹，感谢这个革命的大家族，为我们，为我们的后辈们留下了一笔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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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岩长子向浒从南昌起义到保卫列宁格勒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作者：向虎雏、王晓鸣历史是座永恒的山，伟大的卫国战争决不会因为苏联的解体而被忘却。这场人类付出2700万条宝贵生命，历时1418个日日夜夜，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如今却遭遇到“同一历史、不同解读”思潮的亵渎。2010年5月9日又是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日，为了“捍卫历史、捍卫荣誉”，莫斯科组织盛大阅兵式，胡锦涛主席应邀出席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庆典。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按照传统习惯悬挂和张贴纪念海报。海报中还出现斯大林的图像，人们在这一天缄口不提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向浒（李铁根）和他荣膺的“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我有一本1941-1945年卫国战争期间出版的海报剪辑，这是伯父当年亲自收集整理成册传给我的珍贵反法西斯战争教科书。正如对希腊青少年而言，几何学就是一门“德育政治课”，学生们从中学会如何按照心灵内在的逻辑，自由理性地思索和做人做事。俄罗斯也历来重视美术悟性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在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国立美术馆里常见席地而坐聆听讲解的中、小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孩子们。列宾、苏里柯夫的名画自幼植根于青少年心灵，使整个民族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和完善能力，颇具“美术治国”特色。伯父当年正在著名的列宾美术学院学油画，又是该校附中的党支部书记，由于参加过中国“八一”南昌起义，经过枪林弹雨的洗礼，在艺术家成堆的美院里，他临危受命，反客为主，担任辖区防空大队政治指导员，带领全校师生度过列宁格勒保卫战艰难的900天，为此，战后荣膺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的“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伯父创作的《胜利日》，表现了5月9日这一天，人们含着喜悦的泪花兴奋得像孩子一样跑上街头，到处是迎风招展的红旗，“乌拉！列宁格勒！”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的胜利景象。胜利日（李铁根1945年绘于列宁格勒）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伯父向浒，字伯虎，湖北汉川人，李铁根是到苏联后共产国际赠给他的俄文名的中文译名。伯父受祖父向岩辛亥革命思想影响，1924年春在上海大学由刘华、徐梦秋（后叛变革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常到中华书局工人宿舍散发党的宣传品，与邓中夏一起被学校开除。1925年经祖父联系，伯父入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1团8连，因学习刻苦，其野外演习笔记被印成教材供全校使用，毕业后分配到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分校当排长。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各地进步学生涌进尚未公开反共、还算坚持革命的武汉。当时驻汉的叶挺24师其实是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立即成立教导队收容这些年轻人，不到半个月就有了一千多名学员，粟裕就是其中一员。1957年时任总参谋长的粟裕在建军30周年之际，于7月25日同时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纪念文《南昌起义前后》，他回顾自己如何从常德逃出虎口经长沙跑到武汉的经历，深情款款地写道：“党组织十分重视这批新生力量，派了坚强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记得当时大队长是孙树臣同志，中队长是向浒、李鸣科等同志。”学员们住在武昌宾阳门外一所原来的大学里，武汉的夏天特别热，经过教导队严格军事训练，“再也看不出在一、两个月以前，我们还是自由散漫的学生了。” 需要阐明的是，1997年10月我携史料到南昌参观刚刚维修一新的八一起义纪念馆，受到热情接待，馆长专门为我一个人从一楼讲解到四楼。在馆的后院一间平房会议室休息时，军事史专家陈洪模先生拿出一篇李逸民将军写的回忆文，指着上面教导队“大队长孙树成，党代表李鸣坷。……我所在的第三队辖三个排，队长叫向虎，三个排长都是共产党员。”认为向虎就是我的伯父向浒，我当时不置可否，无言以对。后来我从武汉大学图书馆偶尔发现1957年刊载粟裕文章的那张报纸时，顿感陈先生十多年前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教导队只有三个中队，不会再有第二个也姓向的中队长；向浒字伯虎，浒虎同音极易混淆；时隔久远，两篇文章间三个人的名字均有差异（臣与成、科与珂、浒与虎）在所难免，不过粟裕更为准确，因为他和后文中刘伯承的记忆是一致的。 1997年向虎雏给八一纪念馆捐献资料的证明教导队的军事训练非常紧张，武汉的风声也日益紧张，有人要收缴他们的枪。7月中旬，利用武汉汪精卫政府“东征讨蒋”之名，教导队奉命向南昌集结。出发时大雨滂沱，年轻的战士浑身湿透就挤进轮船底层货舱抵九江，又乘上刚卸下牲口的闷罐车到南昌，伯父用他的战马驮起相继病倒的战士风雨兼程一路前行。当历史的时钟指向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整，三声清脆的枪声响彻夜空，伯父颈系红领巾、臂扎白毛巾和他的中队参加起义。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东方破晓时，鲜红的旗帜在江西大旅社楼顶高高飘扬，“八一”南昌起义胜利了。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此时，宁汉合流已成定局，蒋汪公开勾结联手反共，形势十分险恶，起义军主动放弃南昌，除朱德率一部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外，伯父随南昌起义主力迅速南下。在会昌城附近经数小时激战击溃敌军，夜幕降临，叶挺命令教导队搜查敌人的指挥部。伯父和李逸民带着战士，在一城隍庙内发现敌人的一个师部，进去一看，满地丢着文件，桌上摆着的烤鸭、炒鸡蛋还冒着热气，敌人逃跑了。伯父命令部队火速前进10余里追上敌人，枪一响，敌人如惊弓之鸟四处逃散，枪支弹药丢满一地。年轻的战士们从未见过这么多的“洋财”，检枪的检枪，捧弹药的捧弹药，竟耽误了追击敌人的时间，让敌人跑光了。当他们每人背着四五条枪回到会昌城，自然受到叶挺的批评：“你们检这些破枪干什么？主要是消灭敌人，你们打死多少敌人？”伯父说打死了不少。“到底多少？”叶挺较真起来，“派几个人去数一数，好向司令部汇报。”叶挺又问伯父：“你们俘虏了多少？”伯父胸脯一挺：“抓了两名排长。”叶挺笑着说：“太少了！”会昌一战，缴获钱大钧部5000多条枪，都由粟裕带的一个班装上船，运往东江，最后也丢掉了。起义军在广东遭遇敌人围追堵截，终因敌强我弱于潮汕地区失败打散。瘦成皮包骨的伯父辗转来到上海，在街头邂逅叛徒险被认出。经党中央决定，选送他与刘伯承、吴玉章等40余人乘船赴苏联学习。因为在海参崴过的年，苏联认为他们是1928年入境的。向浒（右一）和他黄埔军校的战友远东党委送他学画刘伯承分配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半年后因成绩优秀，送进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伯父则始学炮兵。1929年他俩一同到远东做军事工作，伯父负责政治宣传。刘伯承1955年11月15日亲笔答有关单位信中写到：“向浒同志（同）在南昌起义，同到苏联学习，同到远东做军事工作——都是事实。吴老（吴玉章）可能还记得，恩来同志可能也记得，其人当时是个较胖的人，做事较稳重，现在还在脑子中回忆过来。”伯父中年学油画，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我家并无习画的传统，但祖父向岩在日本留学4年期间寄回的彩色明信片，为孩提时代的伯父开启了外面精彩世界之窗，触发了他的兴趣，从小就爱画画。当远东党报《红星》发表了伯父的宣传画作品时，同志们才知道他有这方面的才能。远东党委惜才，1932年送伯父进久负盛名的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学习，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1935年伯父预科毕业，转入该院本科专攻油画。1934年徐悲鸿赴欧洲巡回举办中国画展，次年6月19日移至列宁格勒展出，并应邀到列宾美术学院学术交流，从而结识了伯父并成为挚友。伯父传给我保存的7封半徐悲鸿书信中，徐悲鸿称他为“中国唯一在列宾美术学院毕业的人”。中共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和徐悲鸿1950年为送画一事给李铁根的信许广平1950年5月4日给李铁根的信伯父在列宾美术学院拥有正式的学籍和工作，苏共是把他作为该党储备干部在执行特殊任务时才抽调使用。1937年4月，他受苏共中央派遣，到贝加尔赤塔军区作军事特派员工作，为收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训练派遣侦察员，秘密潜伏伪满州国。可是次年回校不久，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被捕，未经审讯直接投入监狱。罪名起因是诗人肖三请伯父帮助一个名叫王洪（又名胡满，系鲁迅先生生前介绍的，此人请研究鲁迅的专家给予考证）的人进美院，还要解决其住宿等生活问题，几个中国人多聚了几次。当时，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被刺，全城风声鹤唉，草木皆兵，此事件至今仍是一桩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而号称“铁手套”的公安部长叶若夫在被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称之为“大疯狂”的肃反斗争中大搞扩大化，成千上万的人被处决、人间蒸发，外国人首当其冲成为怀疑对象，伯父遭到了迫害。危难时刻见真情，列宾美术学院伸出营救之手。伯父经一年的牢狱之灾终于逃过一劫，1939年5月无罪释放，恢复了党籍、军籍，并送往医院治疗。为此，他对美院心存感激了一辈子。当伯父向共产国际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时，共产国际解散了，卫国战争爆发了。伯父决定放弃回国的打算，同苏联人民一起并肩战斗。他在《四十一年》俄译汉的诗中写到：时局更恶化，战云满欧亚，决心回祖国，四十一年夏，信刚送莫京（莫斯科），大战即爆发，留守列宁城，勒疆回意马，爱我新故乡，誓死保卫她。保卫列宁格勒 1941年6月22日凌晨，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不宣而战。曾经突破法国“马奇诺防线”的65岁莱布元帅率领70万北方集团军群，配备1200架飞机、1500辆坦克、12000门火炮，按罪恶的“巴巴罗萨”计划，从东普鲁士出发，迅速驰越涅曼河，消灭波罗的海沿岸的苏军，妄图于7月21日前占领列宁格勒，为中央集团军群北攻莫斯科廓清后顾之忧。希特勒叫嚣，届时他亲往列宁格勒“皇宫广场”检阅军队，还要在该城“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盛大的庆功宴，甚至连宴会的菜谱都拟定好了。英雄的列宁格勒军民众志成城，粉碎敌人惯用的闪击战术伎俩，遏制了强盗的嚣张气焰和疯狂进攻。希特勒恼羞成怒地切断列宁格勒与各地之间的交通线，实行长达900天惨绝人寰的封锁，旨在饿死300万城内军民。法西斯向该城发射瀑布般的炮弹，还丧心病狂从飞机上倾泄大量废旧钢铁和建筑垃圾，发泄着狼子野心的仇很，扬言要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从地球上抹掉这座伟大的城市。伯父抱病跑出医院，拿起枪杆参加近卫民兵军，随部队转战各个战场与匪徒战斗。8月下旬，德军兵临城下，英勇的保卫者们，誓死坚守，决不交出“卢加防线”这把列宁格勒城大门的“金钥匙”。9月10日，斯大林在最危急时起用“全国只有一个人敢反对自己”的朱可夫为列宁格勒最高首长。哪里有朱可夫，哪里就有胜利！朱可夫临危受命，一到列宁格勒，当即中止正在研究撤退方案的会议，毫不留情地撤换了两个集团军司令，逮捕和处决了一些擅自撤退的军官，并迅速制定守城计划：波罗的海舰队水兵登陆上岸和军事院校士官生组建数个步兵旅；预备民兵补充正规部队；各阵地深挖战壕，埋设地雷、架设电网，构筑纵深梯次防御体系；调部分射击敌机的防空高射炮，对地面德军坦克直接实施致命平射轰击。在“不是列宁格勒惧怕死亡，而是死亡惧怕列宁格勒！”的口号鼓舞下，朱可夫15日集结优势兵力，一举击溃德军企图迂回强攻的阴谋，重创顽敌，迫使德军终结战略进攻。希特勒夺取列宁格勒的计划破产了，从而转入列宁格勒战役第二阶段——在封锁中死守城市。着苏联红军装的李铁根 10月，伯父反客为主，奉命任列宾美术学院防空大队政治指导员，全权维护辖区内的战时秩序，保美院一方平安，是俄罗斯人对他这个中国人的最大信任。此时，全城粮食奇缺，最困难时士兵工人每天250克黑面包，居民只有125克。正如伯父在《保卫列宁城》诗中描叙的：“罗雀掘鼠尽，吃草草不生”一样，全城找不到一只活着的狗和猫，连麻雀和老鼠也捕来充饥，树皮草根吃得一干二净。死神随时夺走人们的生命，正在生产的工人饿死在机床旁，指挥交通的警察饿死在岗亭里，抢救危重病人的医生饿死在手术台前，年老体弱的市民饿死在购粮途中……仅从1941年11月至次年12月间，饥饿夺去了63万列宁格勒人的宝贵生命。希特勒得意忘形地狂吠：列宁格勒将出现人吃人的场景！列宁格勒人万众一心，同仇敌汽，街头常出现感天动地的一幕：老人们捧着赖以生存的125克食物，四处寻找带枪的年轻人并将黑面包塞到战士手心看见他们吃下，才返回家中坐以待毙。列宁格勒人从不放弃有尊严的生活，即使在如此恶劣的战争环境下，影剧院天天夜晚开演，彩色海报贴满大街小巷，学校书声琅琅。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作为“防空监视队”的普通一兵，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气势宏伟的《列宁格勒交响曲》，1942年3月5日由莫斯科国立剧场管弦乐团演奏，同时对全国及世界现场直播，鼓舞士气，弘扬国威，并获得当年“斯大林奖”。李铁根的1941年防空大队政治指导员任命书伯父独在异乡为异客，举目无亲，没有一粟一粥被接济的可能，每天全靠250克黑面包维持生命。他率先垂范带领全校师生员工构筑工事、扑灭火灾、搬运物资、抢救伤员等，繁重的工作使他体能严重透支，终于被饥饿击倒。40岁的壮年人，满口白牙一夜之间全部脱落，终身再也不长新牙。1942年7月5日，苏共中央认为，列宁格勒城内人口不应超过80万，妇女、儿童、伤病员及珍贵文物务必尽快撤离。重病中的伯父谢绝疏散城外的生存机会，决心留在城内与列宁格勒共存亡。视死如归的80万列宁格勒人在列宁的名字鼓舞下，依靠拉对湖上“生命之路”神奇的补给，彻底粉碎了希特勒的“巴巴罗萨”军事计划，紧紧牵制着敌人重兵，为夺取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战后，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发“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鉴于伯父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表现出的献身精神，他荣获了这份当之无愧的荣誉。回到祖国回到家中央组织部1954年给向岩的回信向浒送给向岩研究的《辩证唯物主义》祖父向岩是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敬重的辛亥老人，1955年夏，在祖父强烈召唤下，党中央通过和苏共中央联系，伯父携恢复了的中国国籍和中共党籍，只身回到阔别27载的祖国，回到武昌花园山麓幽静的家。如同列宾那幅著名油画《不期而至》出现的情景一样：8旬老祖父见到万里之外归来的长子流下欣慰的泪花，而8岁的我相见不相识。我一辈子不爱巧克力的焦糊苦味，就是从第一次吃俄罗斯巧克力开始的。一梁上君子闻讯半夜三更“造访”我家，弄得我害怕了好几宿，其实伯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除了书籍还有一只油画箱。他拿起画笔给祖父作画，老祖父当模特的时间一长，就靠在椅背上睡着了，至今这幅油画仍挂在我的卧室，成为永久的记念。祖父礼佛，长年食素，在湖北人士中有“向菩萨”的美誉。伯父请他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并以欧洲百岁老人的故事成功地劝说祖父喝上牛奶、蜂蜜，还吃上近50年没吃的鸡蛋，这些食物都是无生命的，不影响老人家的宗教信仰。伯父讲话时已有电影中外国人摊手耸双肩的习惯，他特爱小院的那口井，一天要到井旁擦几次澡，仿佛找回了儿时的记忆。伯父在等待，等待着老战友刘伯承的最后意见。刘伯承1955年12月29日给向浒的信刘伯承在南京办军校，缺的就是师资。为此，他不仅请来苏联专家，甚至力排众议，把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请上讲台以礼相待，“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类教官占全校800余名教师的一半以上。当他得知伯父人还健在已经回国的消息，喜出望外，老战友向浒学过炮兵，谙悉俄文，正是军校急需的难得人才呀！1930年伯父一个人一直把他从远东送到中苏边界线回国时，两人红河岸边握别的一幕浮现在元帅眼前，刘伯承热情邀请，期待着伯父来南京一起工作再续友谊。中组部遵照元帅的指示，通知伯父赴南京军事学院报到。可是，伯父却给刘伯承去信，畅叙离别思念之情后，就坦诚相告自己的身体状况经亲自给列宁治过病的名医诊断，已不再适应军旅生活，希望以油画作为晚年最后的专业，因为油画最适宜他对保卫列宁格勒900个艰难日日夜夜的缅怀和眷恋。12月29日刘伯承复信，无不遗憾地取消他以前的建议，同意伯父到中央美术学院工作。向虎雏展示相关遗物伯父历经国内外长期革命斗争的千锤百炼，从不沽名钓誉，从不居功自傲，甘当一名教育工作者。1983年8月19日3时伯父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遗体献给医学研究事业。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我国这位荣膺“保卫列宁格勒”军功章的国际主义战士，9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讣告，表达了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敬意。文章来源：《向岩纪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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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向岩长孙向虎雏：祖父曾自荐民国大总统

向岩家族圈家族回忆录

家族官方 2021-07-29

前不久，一批辛亥志士后裔聚首武昌，著名历史学家冯天瑜教授在座谈会上指出，辛亥革命是一次“大破大立”，即大破皇权大立民权，并提到一位鲜为今人所知的辛亥人物——向岩。近百年前，湖北汉川人向岩以“神州大布衣”之名自荐担任民国大总统，并公开批评在任大总统，公布纲领于天下。这位“神州大布衣”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特殊人物，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这是我祖父所著并于1913年公开出版的一本册子，我家原有很多本，可惜全毁于十年浩劫，这册复件是家人经多方查找，才知上海图书馆幸存此书，并将之影印回来的。”昨日，武汉大学向虎雏教授向记者展示了一册名曰《新中华民国》的影印件，封面呈橘红色，上用手书体印有“汉川向岩著”，及“南京印刷局印行”字样。撰立国“奇书”，百年前就主张火葬百年前，向岩先生所著《新中华民国》究竟是怎样的一部“奇书”。昨日，记者有幸在向虎雏教授家中“细品”此书。翻开目录，全书分为德、民、土、财、人身心情、智慧及发足、男女、教育等数二十余篇书抒其建立新中华民国的主张，其所述内容大到“城郭”、“建都”、“定时令”、“禁鸦片”、“禁赌博”、“改良戏剧”等，小至“服饰徽章”、“宴乐”、“不食牛羊肉”，“敬神不用金泊纸钱鞭烛”等，涉及面极广。其中，《坟墓》一篇主张人死后用火葬，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思想。当年向岩先生自荐当总统的《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就收录在此书的附录里。文中，向岩自荐当总统称：“若以岩为大总统，亦期之以十年，民国可必富，民国可必强，民国之风俗可必其淳美。”为表白自己的心迹又说：“岩之发为此言，非欣慕大总统之威荣，不过欲聊假斯位以行其素志耳。民国苟已治，岩视弃大总统犹弃敝屣也，非敢夸也，自信力然也。”并发“毒誓”：“岩果身为大总统十年，而不克实践其言，岩之肉甘缕切为全国人食也。” 反对袁世凯，以非常之举警醒世人近百年前，向岩先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自荐总统”的呢？向虎雏先生为记者作了这样的解读：武昌首义后，革命风暴席卷全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施展两面手法，挟制清帝退位，孙中山妥协，让出临时大总统职务。3月，袁窃取临时大总统，在北京建立北洋军阀政府，并刺杀宋教仁，出卖国家主权，引起公愤。孙中山遂发动武力讨袁的“二次革命”。 “祖父积极响应‘二次革命’，赴南京任江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并运用巧妙战术，大败敌军于雨花台，袁世凯‘十三太保’之一的骁将雷震春凫水落荒而逃。祖父于戎马倥偬间，上下苦求索，写就《新中华民国》。”向教授曾认真研究此书，他告诉记者，祖父在书中旗帜鲜明反对袁世凯：“中华民国者，犹胎产初堕地呱呱而泣之小儿也，袁氏、黎氏非其生母，故不爱惜之，又安能望其乳养之，长成之！” 根据著名辛亥革命史学家贺觉生所著“向岩”生平所载，《自请为公仆之通告书》首次公开时间为1912年秋天，比《新中华民国》刊行时间要早。当时袁世凯刚当上大总统不久，黎元洪为副总统。也许正是对时局的大失所望，向岩才以非常之举警醒世人。自荐当大总统，并没得到“多数朋友”理解 “二次革命”失败后，向岩因反对袁世凯而被北洋政府通缉，再至日本，并加入中华革命党，在孙中山直接领导下，继续进行讨袁工作。护法战争期间，任靖国联军第八军参谋长，驰骋数省，“迭奏奇功”，特别是在陕西省境内长驱500里，生擒北洋陕南镇守使管金聚一役，尤为世人所称道。此后，向岩为救国东征北讨，先后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指挥部参谋长、国民军第三军左翼督战官等军职，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1926年北伐时，回湖北组织北伐别动军，促进北伐胜利会师。此后，这位素以“军旅为事”的将才开始任地方职务。解放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湖北省特邀政协委员等职，1959年病逝，终年88岁。向岩膝下育有四子三女，长子伯虎，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苏联学习，后在苏联参加卫国战争，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立有功勋（本报曾作报道）。次子仲豹和三子向刚均为共产党员，目前仅四子德渊健在，现定居美国。年逾六旬的向虎雏为向刚先生之子。据向教授回忆，向家后人处世低调，父亲生前也很少提到祖父当年自荐总统之事。“若非冯天瑜教授在公开场所提及此事，我也不会为此事接受记者采访。” 记者翻阅《新中华民国》所附录的这则自荐通告时，发现在该通告书的标题下有小“注”：“此书去岁曾经付梓，被多数朋友挠阻，未克刊印。”据此推测，向岩先生当时的言行并没被世人接受或理解，包括“多数朋友”。 “民国肇始，乱象丛生，需要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警醒世人！”向教授说，近百年过去了，他很理解祖父当年为什么要那样做。对此，他很想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最后一句话来表达自己对祖父的理解和敬仰——“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古稀请缨赴抗战前线，史沫特莱为他拍照片在向虎雏教授寓所书房墙上，挂着一张祖父向岩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是由当时访问中国的美国著名女作家史沫特莱所摄。向虎雏告诉记者，这张照片背后也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为了响应中共发展敌后抗战的号召，1939年，年近古稀、避居鄂西的向老先生带着“在汉川搞一个国共合作的典型，为全国军民示范”的蓝图决计出山，请缨担纲桑梓战区县长，战斗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鄂豫边区党委组织4万群众参加“拥戴向岩”大会，向岩用高昂声调，慷慨陈词：“今后，惟有追随吾挺公念公（即叶挺、李先念）及诸大豪杰大名士之后，凤翥鸾翔，龙骧虎步，为吾中华民国最后写一页有声有色有趣有味之光荣史也！” 万众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边区党委统战部长陶铸赞扬说：“向岩是革命的老前辈，他做汉川的县长，是汉川的光荣！” 向岩上任伊始，就任命中共天汉工委书记、燕京大学外文系毕业生童世光为主管武装保甲的科长；又破除国民政府县兵团不设副职（团长由县长兼任）的清规戒律，特别任命共产党员、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吴师筑为副团长，后另派李先念部第六团政治部主任谢威接任吴的工作，这样从组织上保障了共产党直接指挥国民党军队的合法性。向岩还将原汉川县直区属中队300人统一参加新四军整编，李先念部第四团迅速扩充为拥有千余人的正规部队，为鄂豫边区的武装建设作出了特殊贡献。向教授说，1940年春，史沫特莱来到硝烟弥漫的大别山，应“70岁的朋友——向岩”邀请，冒雨对中国战区作最后一次的告别战地采访，受到向岩热情款待。史沫特莱检阅了纪律严明的汉川国民军团。晚上，童世光送给她缴获日本军官抽的香烟，她边吸边谢：“战利品，很好，谢谢！”史沫特莱后在《中国的战歌》一书中，这样描述道： “三月中旬，我在敌后作了最后的一次旅行，穿过湖泊，在倾盆大雨中去访问年高德勋的老县长向岩。这位老人已经建立了一支非常坚强的地方武装，尽力用他自己的方式报效祖国。我在田二河见到他，这是座荒凉凄惨的集镇，反复多次被日寇扫荡过。老县长和他的县政府过着戎马倥偬劳苦勤奋的生活，国民党县政府的年轮还在运转，与他坚持守土抗战和誓死殉职报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给我看了一个名叫丸山的日本军人写来的一封乖巧的劝降信，赞扬老人经世卓识，学贯古今，皇军佩服五体投地，有请大驾出山，走马上任屈长汉川傀儡政府……老县长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用一首古体诗，给予轻蔑傲然的回绝。复函中写道‘予万不得已时，杀身成仁，义如泰山之重，非可苟安己也。’风骨凛然。” “史沫特莱被老人崇高的爱国精神深深感动，举起相机，精心为他拍摄一幅手捧诗卷读书的照片。也感谢老一辈革命家陶铸，历经70个春秋保存下这张珍贵的照片。” （原载《长江日报》2010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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