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和钱钟书的“我们俩”

被誉为“文学伉俪”的杨绛和钱钟书，两个人一生都在彼此欣赏，相互成就。相同的爱好让他们无话不谈，相互“点赞”对方的文学造诣，他们既是夫妻，也是密友，在相互扶持与包容下携手度过了60多年的婚姻岁月。

杨绛会在钟书犹豫是否要起笔《围城》时，催促着他马上动笔，还为了不让外出授课耽误丈夫的写作时间，辞退家佣人节约开支，自己摊做煤饼，劈柴做饭。

钱钟书后来在《围城》序言中写道：“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

图：电视剧《围城》剧照

杨绛也会在和钟书一同去英国读书时，为“中国胃”的他洗手作羹汤，替“家事小白”的他修理门轴，清洗脏物。以前从没做过家务的娇贵小姐几乎包揽了家中大小的全部，总是把“不要紧，我来做”挂在嘴边。

杨绛和钱钟书为何既互为知己，又伉俪情深？这和他们的原生家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钱钟书出生于无锡有名的书香门第之家。杨绛祖上也都是读书人，父亲杨荫杭还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在家世教化下，两个来自书香门第的年轻人都对“读书”与“做学问”情有独钟，一旦相遇，不可避免相互吸引。

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孩子会通过观察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念和交往模式，不断形成自己的交往方式，尤其是在异性交往层面，他们倾向于在一段亲密关系中表现出与父母间相似的关系模式。

图：杨绛和钱钟书

这一点尤其可以体现在杨绛身上。杨绛出身于受过西方教育的新式家庭，其婚恋观也深受父母的影响。

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曾提到了父母的关系：“我的父母像多年的朋友，子女们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她还说，“我们姐妹几个对丈夫都很好，可是都比不上我母亲对父亲的好”。杨绛母亲是出身于富商家族的大家闺秀，父亲是在严格家庭中长大的翩翩才子，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写字，有聊不完的话题；也会在对方重病卧床时，竭力照顾。

杨绛说，“旧式夫妇中也经常有不吵架的，不过女方往往会有不曾言说的委屈，共同语言更是少，但我的父母却无话不谈。” 圆满和谐的原生家庭，给女儿杨绛带来了很好的感情启蒙。

图：一岁半的杨绛和母亲

在杨钱夫妇中，我们看到了原生家庭对于后代婚恋观的影响。一般来说，人的一生会经历两个家庭，一是原生家庭，就是自己出生和成长的家庭，二是新生家庭，即长大之后进入婚姻生活以及养育下一代的家庭。

2011年，100岁的杨绛先生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了自己对婚姻看法：婚姻是两个人的修行，需要在升级打怪的过程中肝胆相照。婚姻是两个人的包容与理解，需要尊重差异，在学会欣赏中启动“赞美系统”。由此可见，相濡以沫，相互扶持的父母爱情和原生家庭，深深地影响了杨绛。

继承“家产”的陈嘉庚

陈嘉庚出生于“下南洋”的商人家庭，祖上都是做生意的。他的父亲陈杞柏早年在新加坡经营大米生意，靠一己之力养育全家，但在陈嘉庚30岁那年，大米生意由于经营不善而宣告破产，父亲杞柏也因此抑郁而终，陈嘉庚就此面临着“父债子偿”的危机。

他小时候曾在父亲的米店帮过忙，也极具商业头脑，不仅在短时间内就将父亲留下的米店扭亏为盈，完全还清了父亲的债务，还颇有眼界的做起了菠萝罐头和橡胶生意。51岁的陈嘉庚名下的橡胶园种植面积达到了15000亩，雇佣工人超过3万人，资产超过1200万元，成为公认的“橡胶大王”和“南阳首富”。

图：陈嘉庚与毛主席合影

但他的角色远远不止是子承父业的企业家，更是倾资兴学的慈善家和教育家，这些成就都离不开母亲的教养和熏陶。

由于父亲一直忙于南洋生意，陈嘉庚由母亲孙氏独力抚养长大。孙秀妹出生于书香门第，从小生活在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之中，她不仅用“教子读书，治家勤俭”的家风教导幼小的嘉庚，还以身作则，乐善好施，慈悲为怀，这都给陈嘉庚立足教育事业，倾资兴学和广办学校奠定了基础。

陈嘉庚先是拿出当时的全部积蓄，在村里创办惕斋学塾；后又创办了厦门大学和集美大学，被万千学子们亲切的尊称为“校主”。黄炎培曾说“发了财的人，肯全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正是由于母亲对教育和慈善的重视，才有了陈嘉庚“将一生所获得的财利，都悉数办于教育事业”的志向和践行，这就是原生家庭和良好家风的力量。

如今，近120所陈嘉庚创办的或资助的学校遍布海内外，在厦门的集美学村中，后人还专门建成了“陈嘉庚纪念馆”，以此表达对陈嘉庚先生的敬仰和缅怀。

图：陈嘉庚纪念馆，作者自摄

钟南山：我和我的“白衣”父母

“医生不是救病，而是救病人”，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终身践行着这句话。在一场世纪疫情之后，钟南山的名字印刻在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人民日报》评价他：“是一个专业的院士，是一个勇猛的战士，更是一个有担当的国士。”此乃果也，至于何为其因，可从其原生家庭中探知一二。

图：钟南山接受采访

钟南山出生于医学世家，父亲钟世藩是我国著名的儿科专家和病毒学专家，曾取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他为中国儿科学，由其世病原微生物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母亲廖月琴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的创始人，曾担任中山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副院长。

研究表明，家庭会指导或限制家庭成员可接受的职业选择范围，家庭成员的关系更对各种职业相关决策有决定性作用。对于钟南山而言，小时候的他经常目睹病人从生病到治愈的全过程，耳濡目染的认为从医救人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也从骨子里为治愈病人感到开心，可能这种成就感和使命感成为了他走上医学道路的初衷和目标。

图：钟南山父母，钟世藩和廖月琴

钟南山和父亲钟世藩长得很像，可以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他们不仅相貌相似，也都拥有着难能可贵的医者仁心，始终把病人放在第一位。

钟世藩在广州中央医院工作期间，经常喜欢抽查病历，他的病历工笔如篆，一丝不苟，病情和处方写得明明白白。反而，许多学艺不精的年轻医生倒是喜欢在写病历时洋洋洒洒，字潦草得让病人看得一头雾水。钟世藩严肃的批评道：“病历是写给病人看的，别人都看不懂，你写来干嘛呢，写的不严谨诊断不仔细，谁还会信任你？”。于是，在他的倡导下，当时科室里的医生写出的病例，各个都经得起推敲。

钟世藩带出来的学生都还有一个特点，“能吃药就不打针，能用平价药就不用贵药”。这样的习惯来源于钟老师的教导，他说：“用药简单有效，价廉安全，就是医德。只要能治好病，花钱越少越好，毕竟药方是治人的，不是害人的，不是每个人都花得起钱。”钟世藩处处为病人着想的“医德”，令人肃然起敬，也值得现今的众多医生反思学习。

钟南山也是如此，他的女儿钟惟月在提起父亲时说，“他对待病人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甚至比亲人还好。”钟南山在给住院病人看病时，总是会先轻轻俯下身，把病人从床上扶起来，然后测血糖、做触诊、轻声询问近况，再扶病人躺下，并帮着把被子掖好。他医治了患者的身体，更抚慰了他们的心灵，所以，很多病人觉得能挂上钟南山的号，跟他聊会儿天，都能治病。

“一切为了病人”，父亲的言传身教给钟南山树立了最好的榜样，医者仁心则是对作为“白衣天使”的他们最由衷的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