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是一种以记叙自己生平事迹为主的文体，包括回忆录、日记、个人生平口述等形式。可以说，自传就是在书写自我的历史。

但它又不仅仅是个人历史文本。在人们书写自传时，少不了父母家庭、兄弟姐妹、子女子孙等基本线索，因此自传也是一部与家庭/家族有关的文本记录，甚至可以起到传承家风，承载家庭记忆的作用。

如今人们普遍接受的自传概念起始于西欧，代表作有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歌德自传——诗与真》等。西欧式的自传通常从忏悔和自我告白出发，本质是自我省察，注重精神上的自我转变。

图：卢梭《忏悔录》

但实际上，早在公元800年左右的中唐时期，中国就已经出现了“自传”这一说法，提出者就是大名鼎鼎的茶圣陆羽。而自传文学更是可以追溯至两汉时期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

不过中国古代的“自传”和西欧概念下的“自传”却完全不是一回事，它们在内容呈现、精神内核等诸多方面都有着截然不同的表达，但也正因如此，中国的自传文化自成一派，独具魅力。

那么中国的古人都是如何书写自传的呢？又有怎样的特色？

01 剪不断的家文化

相比西方更追求自我意识表达，注重剖析自我，中国的自传则离不开家文化的表达。

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自传形式写成的文章是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开篇就借其父司马谈之口回溯了司马氏的起源，讲述了司马先人的发家史，开创了回顾出身门第，称颂先祖功绩的先河。这一创举也获得了后世之人的认可，于是介绍家族的传统就保留了下来。

图：太史公司马迁

而这一传统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体现。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传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引领着人们建立社会规范、道德意识。在儒家文化中，“家”是无法忽略的议题，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一环。于是，以血缘关系建立起的情感成为中国人最深厚的羁绊，“孝顺”、“睦族”等维护家文化的行为也成为社会德行教化的根本。在儒学传统影响下，人与家的关系难舍难分，人们在写自传时便自然有了家文化的影子。

图：儒家圣人孔子

同时，中国文学素有“文以载道”的原则，即文章是为了说明道理、弘扬精神的，所以人们在创作时就更加注重儒家文化的表达，自传中也便强化了家庭关系这一点。

不过在以纪实为本的自传文学中，儒家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束缚了人们的表达，使中国古代自传有一些失实的表现，这也形成了中国自传文学的一种独特现象。

02 隐讳失实的表达

在儒家文化中，“孝”与“忠”是对一个人于家、于国的基本要求。而为本人、尊者、亲者、贤者隐讳也是儒家传统之一。在封建社会，这样的伦理道德远远重要于历史事实，历史也要“服从伦理意识的管制”。

因此，常有史家在撰写涉及君主的事件时，虽直言其不足，但仍表示社会风气、治国安邦尚存。相应地，人们在回顾家族历史，评写亲族长辈时，也会隐去其不光彩之事，并就其他方面夸赞一番。

比如苏辙在其自传《颍滨遗老传》中写其父亲苏洵“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刻画了一个淡泊名利的文人雅士形象。但实际上，从其他史料考证发现，苏洵本人其实是热心功名的，隐居只是其科考失利后的无奈之举。苏辙就是利用了这样的虚美笔法维护了父亲的名声。

图：苏辙、苏洵画像

相反，若是违背了忠孝与隐讳的原则，便有可能被冠以有失教化之名。东汉思想家王充就是一位敢于挑战道德伦理的人。他在《论衡·自纪篇》中如实记录了其曾祖父和祖父仗势欺人、当街杀人的恶劣行径。但这一举动不仅没有获得后世文人认可，反而遭到了严厉斥责。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幾就认为王充盛赞自己而厚辱祖先的行为有失教化，是“三千之罪人”。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则认为王充这样的行为是为不孝。

图：王充与《论衡》

由此可见，古代的伦理纲常观念大大影响了自传文学的内容创作。而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虚美笔法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虚构门楣以提高自己出身的现象。“诗豪”刘禹锡就曾在其《子刘子自传》中杜撰自己是汉代中山靖王刘胜之后。

不过也并非所有文人都热衷于用这种手法来创作自传。魏晋时期，“人”的意识觉醒，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一部分文人不再着重突出对家族的溢美之词，也刻意省略了自身来历的记载，转而更加注重表达个人追求。

03 理想化的“我”

尽管一部分文人开始侧重于表达自我追求，但是这种对自我的重视与西欧自传中的自我剖白仍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古代自传中的自我是虚构的“我”，是理想化的“我”。

我们熟知的《五柳先生传》就是这一类自传作品的代表。陶渊明创造出了“五柳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虽看似虚构，却实则与作者本人关联密切。借展示五柳先生的潇洒为人、隐逸处世，陶渊明表达出了自己想要达到的人生境界。而现实里，陶渊明确有隐者之风。所以这部自传既是虚构的，也是现实的；既是内心理想的显现，也是真实生活的写照。

图：陶渊明画像

此外，这种以虚构人物自称的方式，实际上是作者将自我“投身于物，同客观自然融为一体”。作者不是在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视与回顾，而是让自己置身于一个共同体中，塑造出了一个与他人共有的人物形象。这一共同体就是中国文人、士大夫们共同理解与追求的隐逸世界，这时的“我”就不再是不可替代的个体，而是在共同体中承担了某种寄托的角色。

正因如此，这种类型的自传文学才会引起其他文人的共鸣，成为不断被创造、接纳与流传的文体形式。欧阳修的《六一居士传》、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和陆龟蒙的《甫里先生传》无一不是对这种自传形式的沿袭与发展。

图：欧阳修、白居易、陆龟蒙画像

虽然书写理想化的“我”与西欧式自传中倡导书写真实客观的“我”背道而驰，但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样的描述历来被视为代表性自传，人们也相信自传的内容取材于真实生活。这便是中国自传文学的特色所在。

综上可见，古人的自传风格、内容呈现和精神内核是十分丰富的，并且对比西欧式的自传多了一份传承的意味——无论是家族文化的传承，还是文人精神世界的传承。而这种传承跨越了时代，融入了文化。

如今随着社会发展，我们逐渐摈弃了传统封建社会中一些不合理的束缚，自传这种文体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达方式，但传承精神仍然是不变的。

回忆家庭，是血缘亲情的传承；回忆时代，是文化历史的承接……这是平凡人也能书写的历史文本，是值得继续传承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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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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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菁频. 中国古代自传文学叙事观念之探微[J]. 江淮论坛,2003(4):91-95.

[5]邓红.《王充新八论》序(1)(2). 科教论文网. 引用于2023年2月22日：

http://lw.nseac.com/html/1059/536542_2.html

[6]图片来源：全历史、中国历代人物图像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