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一个好侠尚武的朝代。李唐王朝的建立者来自于关陇地区（今陕北、山西西部、内蒙南部地区），有着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豪爽精神。在统一中原的过程中，唐朝统治集团亦吸收了大量的民间江湖豪侠，如秦叔宝、徐茂公、程咬金等人物，他们被写进《隋唐演义》小说之中，并成为中国民间门神。

唐朝诗人亦酷爱侠风，王维的《少年行》，孟郊的《游侠行》，岑参的《赵将军歌》等，都是侠风的佳作。李白是其中富有侠义精神的代表，他不仅剑术高超，侠肝义胆，而且乐善好施，广交天下豪杰，最著名的《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唱出了侠客们的盛唐之歌。

而在诗坛与李白并称“李杜”的杜甫，则被明末卢世㴶评价“生来豪气独完…有仙佛气、有将相气、有游侠气。” 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杜甫的言行与诗文均充溢着侠义。他的诗歌创作多慷慨豪迈，幼年起，杜甫就立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雄心大志，青年时意气风发，期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所接受的侠风一方面是受唐朝任侠风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杜甫所受的刚正侠义的家风、儒家传统教育的濡染更是成为他崇侠尚义，歌颂游侠的精神支柱，也成就了他儒侠互补的个性气质。

图：杜甫画像

家风：崇侠重义，孝悌友爱

杜甫的家族为襄阳杜氏。杜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新唐书》记载“杜氏出自祁姓…京兆杜陵县是也。”京兆杜氏为关中士族的六姓望族之一，西晋末年，北方地区遭匈奴入侵，士族纷纷随晋室南迁，杜氏族人也是星分南北，形成不同的支脉和郡望，襄阳杜氏便是这一时期形成的。

襄阳杜氏有着浓厚的侠义精神，这也是杜甫崇尚侠义的精神来源。《周书·孝义传》记载了杜甫的六世祖杜叔毗的事迹。北魏大统十七年（552年），北周太祖宇文泰令大将军达奚武经略汉州，在南郑将萧循围困。当时，杜叔毗与他的长兄、侄子都在萧循的军中任职，被围困后，萧循派杜叔毗前去求和。就在杜叔毗外出求和之际，曹策竟然将他的兄长及侄子陷害致死，杜叔毗内怀愤志，誓死报仇。不久后，杜叔毗于京城长安白日手刃仇敌，而后自行伏法，请求判死。这种重义轻生的表现，实在侠义冲天。

在中国古代，血亲复仇一般为国法所不容，但如果行为本身带有正义性，而且事后亦能主动伏法，那么这种行为不仅会受时人称论，亦可能受到封建统治者的赞许。这是因为，血亲复仇是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孝悌伦理道德的体现，若能事后伏法，既宣扬了礼教，又维护了法的威严，实际上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

杜甫的叔叔杜并，亦是尚侠的代表。新旧《唐书》均有记载其手刃仇敌解救父亲的事迹。杜并为杜审言之子，杜审言为初唐大诗人，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为“文章四友”。杜审言不仅诗写得好，且在朝为官。所谓树大招风，杜审言遭人嫉妒，竟被人编造罪名，将其告成死罪。当时的杜并年仅十几岁，救父心切，在旁人看来乳臭未干的他，竟然在陷害他家的仇人摆宴当日，混入其中，并手刃仇人。只不过，手无缚鸡之力的杜并，也被仇家的乱剑砍死。好在，杜并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轰动，武则天听闻后，感念其孝行，赦免了杜审言的死罪。唐朝宰相苏颋为杜并亲撰墓志，赞其“安亲杨名，奋不顾命；行全志立，殁而犹生。”

图：杜审言画像

杜甫的人格在家族先辈的影响下，也展现出崇侠尚义的特质，体现在他的言行和诗文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他为房琯辩护一事。《旧唐书·文苑下》记载，房琯还是无名之辈时，杜甫就与其交好。后来，房琯在安史之乱时被派遣运送诏书至凤翔，助唐肃宗登基，官至宰相。而后，房琯由于出兵讨伐失败、门客受贿，以及贺兰进明的谗言陷害，最终被肃宗罢相。实际上，房琯是当时皇室内部斗争的牺牲品。

他的好友杜甫，当时官至左拾遗，为其打抱不平，挺身而出，上疏皇帝。他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为房琯辩护，认为房琯忠君爱国、为人正直、政绩良好，杜甫言辞激烈，还建议皇帝“弃细录大”，以大局为重，皇帝大为震怒，几乎要将杜甫处死，幸得宰相张镐进言，才保住性命，落得个被贬为华洲参军的下场。在最后关头，杜甫还是不依不饶为房琯辩护，是十分需要勇气的。

对待其他人，杜甫亦是如此。李白曾因永王之案几乎被杀，流放夜郎，杜甫在《不见》中写道：“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之事同房琯一样涉及政治问题，但杜甫并没有唯统治集团马首是瞻，而是站在与“世人”对立的角度，坚持自己的信念，其境界是超越时代的。此外，他还写诗为郑虔、吴郁鸣冤，作品有《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有怀台州郑十八司户》、《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等。可见，杜甫是一位好打抱不平，且重情重义之人。这种崇侠重义的品质，无不是受家族先祖事迹的感染。

图：李白与杜甫

家学：奉儒守官，诗书传家

家风可以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谈资，家学则是更能彰显家族底蕴的存在。杜甫家族成员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西汉以来，家族就有通习儒家经典的传统。西汉时期，杜钦成为杜氏第一个儒学之士，东汉杜笃也以儒学名世。魏晋南北朝以来，《左传》成为杜氏家族的家传学问。襄阳杜氏发展至唐代，亦一直保持儒学传统。

杜甫曾自豪地谈论自己的家族“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即以儒学为家学传世，而又以积极入仕行大道于天下。杜氏家族成员历代都有入仕的经历，虽然官位低微，但一直保持着“守官”的传统。

唐代，襄阳杜氏这一支有杜审言进士及第，曾任隰城尉、洛阳丞等小官，而杜甫的仕途则较为坎坷。

杜甫少年便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即辅佐君王使其德声厚重，又使得百姓安居乐业。他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不幸落第。但为了保持“守官”的家族传统，更为了实现自己的终生理想，落第后的杜甫在长安滞留十年，写下大量的干谒诗，如《赠韦左丞相》《赠翰林张四学士》《敬赠郑谏议十韵》等，直至天宝十四载（755年），他才被授予右卫率府曹参军一职。不久后，又因房琯之事而被疏远。

即使仕途不顺，杜甫也在坚持“守官”而达到“致君尧舜”的理想。他曾给友人写诗：“死为星辰终不灭，致君尧舜焉肯朽。” 儒家认为，“君子之仕者，行其义也”。主张士人要寻求机会，积极进取，行其大义。对于杜甫而言，这既是家族的传统，亦成为他的毕生追求。

虽然家族历代官微言轻，但是奉承儒学的传统却使杜甫家族在诗歌文学上大有造诣。苏颋在《杜并墓志》中就提到，杜甫家族成员“皆文学俊异，无殒厥德。”杜甫也曾表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

作为诗歌大家，杜甫在诗歌家学上，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不仅继承先辈的优秀诗风，还承担着启迪后辈、传承优良家学的责任。

杜甫的诗歌风格多样，其中雄浑壮阔的诗风最得祖父杜审言真传。杜审言诗歌整体表现为雄伟浑厚，“边声乱羌笛，朔气卷戎衣。”（《赠苏味道》）“祖帐连河阙，军麾动洛城。”（《送崔融二十韵》）字字铿锵，境界开阔，感情豪迈。而杜甫的诗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更是具有雄浑悲壮之气。此外，在律诗题材、章法、句式等方面，杜甫皆对祖父杜审言有所继承，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达到了令人瞩目的诗学高度。

图：望岳

而在对诗歌家学的传承上，杜甫也肩负起了这样的责任。杜甫给儿子杜宗武建立了“诗是吾家事”家学使命，又为他营造读书的氛围，指导他作诗的具体方法，如“觅句新知律”，“试吟青玉案”。对于家族晚辈，杜甫亦持鼓励和赞赏的态度，他赞赏族孙“经书满腹中”，勉励从侄杜勤“陆机二十作文赋，汝更小年能缀文。”唯恐家学不能得到传承。

家族对于杜甫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家庭中，杜甫接受了侠风的浸染，儒学的熏陶，并使之成为自己一生奉行的准则。生活中，他好行侠仗义，打抱不平；政治上，一心想要辅佐君王，关心民生；家庭中，他沿袭祖父诗风并发扬光大，为后世谋出路。杜甫的一生似乎与“侠”“儒”“诗”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种缘分的建立与其家族有很大的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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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图片来源：趣历史